，就在那里睡去，甚至倒在雨地里，也就在雨地里睡去。

    他寻找斯波罗斯基，想向他借几个钱。他忘了斯波罗斯基根本不在巴黎，早已到伦敦为他的一位客户和朋友办展览去了。他跨过塞纳河，爬上蒙马特尔山丘。拥抱郁特里罗和苏珊·瓦拉东，并为他们唱一段之后，再下山回到塞纳河左岸，在她母亲寄来的贴有邮票的明信片上，匆匆地给母亲写封信求救。

    他病倒了。但他从不让别人知道他正在遭受着结核病的折磨，对让娜·埃布戴尔纳也不说。因为让娜又瘦又弱，为了保护她，他必须对她保持绝对沉默。几个月以来，斯波罗斯基一直在说服他去瑞士的一家结核病疗养院治疗，每次阿姆多总用同样的话回答他：“请收起你那一套教训吧！”

    然而，他或许早已知道死神即将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整天狂饮，只是为了缓减病痛，为了麻痹自己，借酒消愁，淡忘穷困对他的折磨。外面的战争结束已经一年，他却在内心世界中挖出了战壕，留出做最后冲锋的地盘。

    1920年1月的一天晚上，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离开罗童德。当时天正下着暴雨。他向伊索瓦墓地方向走去，在严寒暴雨中坚持了两个钟头。他咳嗽不止，连喝酒的力气也没有了，倚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到大茅草屋街。他艰难地攀登着通向画室的十分陡峭的楼梯，进门瘫倒在床上让娜的身边。他吐血了。

    与他住在同一座楼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德·扎拉特离开巴黎一个星期，回来后发现不仅他自己没有莫迪利阿尼的消息，而且同样在病中的斯波罗斯基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于是，1月22日，他来敲莫迪利阿尼家的门，连着敲了两次、三次，屋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和声响。这位智利人又等了几分钟，后退几步，下定决心用力把门撞开。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床上，躺在让娜的怀里，缓慢地喘息着，口中轻轻地呼喊着“意大利……意大利”。室内的火炉早已熄灭，地上散乱地扔着的沙丁鱼盒子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冰，酒瓶都是空的。整个屋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奥尔蒂兹·德·扎拉特大步流星地冲下楼去，叫来一个医生。医生命令立即送病人到雅各布街的教会医院。

    两天之后，即1920年1月24日20点45分，结核性脑膜炎无情地夺走了莫迪利阿尼的生命。消息立即传遍了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诗人、画家、商人和众多的模特儿在医院门前筑成了一道人墙。人人都不敢，或者说都不愿意相信莫迪利阿尼死了，个个都被莫迪利阿尼的死惊呆了、吓傻了。

    基斯林正在医院的太平间里俯在朋友的脸上，在瑞士画家孔拉尔·莫里康的协助下，用经过石膏涂成雪白的双手为死者做面模。取面模时，破碎了，并且还带下了部分肌肉。他们赶紧去叫利普西茨来帮忙。利普西茨把面模碎块拼对在一起，以便以后在里面灌铜液，制作雕塑模具。

    第二天一大早，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间，有一个身穿孝服的身影。她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双手捧着怀孕的小腹，步履蹒跚，艰难地移动着那笨重的身躯。这是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让娜·埃布戴尔纳。她没有在大茅草屋街过夜，而是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她离开之后，用人在她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把尖刀。

    人们带领她穿过一个又一个走廊，来到棺木旁边。应她的要求，众人回避，她单独在棺木边停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剪下一缕头发，放在她的孩子们父亲的腹部，离去了。大家都劝说她回到卫生院为她准备的房间去，但她拒绝了所有人的劝告，径直地回到了阿姆尧特街她父母的家中。凌晨三点，她起了床，到了客厅，打开窗户，抬腿跨过栏杆，从六层跳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个工人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