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它是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先锋。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超现实主义者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光明社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布勒东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正当防卫》，一方面反击《人道报》上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同时也回答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1993），法国社会学家，是法国劳动社会学的一位奠基人。的质问：超现实主义者们“确实”做好从事革命“行动”的准备了吗？布勒东的回答：是的。但是，“思想上”的革命与“行动上”的革命同等重要，不能说只有共产党成员才可以从事革命斗争。

    那几年的最大问题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到底是否即将搭乘共产主义的列车。普雷韦曾经说过：“别人将把我编进党的一个支部。”［摘自1972年出版的马塞尔·杜阿梅尔的《请别讲述你的生活》］在他看来，1929年组建的“十月小组”和工人聚集的郊区创办剧团都无须建立党组织。

    莱里斯和唐居伊对是否加入共产党组织犹豫不决，阿尔托和德斯诺斯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布勒东、阿拉贡、佩雷、于尼克和艾吕雅于1927年1月采取了果断行动，从组织上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布勒东由于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完全失望，很快就退党了。)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告天下》，对外宣布他们的决定，讲解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文章的发表引来让·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文章讽刺挖苦他们。布勒东在答辩文章中，称波朗是“法国种的奸夫”。波朗派遣马塞尔·阿尔朗和弗朗西斯·克雷米约以见证人的身份去见布勒东，要求同他决斗，布勒东避而不见。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他给上述两位朋友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我劳驾你们跑了一趟，也没有白费。现在人们都看清楚了表面上行为蛮横粗暴与语言肮脏下流的这个人，内心深处是多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

    ［摘自1927年11月1日《NRF》］

    阿拉贡后来给波朗写了一封反击信。这是一封超现实主义色彩很浓、极力为布勒东辩护的信件。他写道：

    先生，卑鄙下流的人有多种多样，我总认为最坏的莫过于以匿名从事活动。而您正是以匿名从事活动的专家……但是，归根结底您是太愚蠢了。我决不能允许您如此为所欲为，现在我彻底地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注：您赶快派见证人来吧，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摘自1994年发表的贝尔纳·勒利奥写的《阿拉贡通信录》］

    克勒韦尔也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时间比较长。他为法国共产党的杂志写过文章，参加过一些战斗行动。1935年在召开保护文化的作家国际大会期间，他曾经不顾一切地为拉近共产党员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距离而奋斗过，但没有成功。他同布勒东产生了矛盾，双方都十分恼火。他向萨尔瓦多·达利［见发表于1974年萨尔瓦多·达利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哭诉了他们决裂的经过。几天之后，长期遭受肺结核折磨的他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身亡。

    佩雷在1926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且在其机关报《人道报》印刷厂做校对工作，能挣一点儿钱维持生计。当他发觉共产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完全不可能弥合时，就脱离了共产党。1936年，他在西班牙支持该国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埃尔·纳维尔同佩雷一样：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担任《光明报》社的社长，1928年由于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领导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工作，被法国共产党开除。

    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政治立场观点同托派比同共产党的更加接近。在左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