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无国籍的犹太人苏丁。在巴黎，他尽量少出门。万一出门，他总把帽子拉得很低，几乎扣在眼上，他以为这样就能够不被人认出。他已经不能吃别的东西，每天只吃土豆泥和蔬菜汤，瘦得皮包骨头，十分吓人，并且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为了保护头发，他在头顶上打了个鸡蛋，像个鸡蛋饼似的扣在头上，然后再戴上帽子。

    他最后躲藏在玛丽-贝特·奥朗斯在植物园街的一位朋友家里，只有夜间才敢出门。看门人向占领当局告发他之后，他逃到了安德卢瓦省的桑比尼。玛丽-贝特·奥朗斯领着他一个又一个地更换旅馆，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座僻静的住房，在那里安顿下来。但那时苏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1942年8月，他的胃病日趋严重，出现了胃穿孔，被送进西农医院。他央求医生立即为他手术，但玛丽-贝特拒绝了，她坚持要去巴黎的一家医院，找一个专家为他进行手术。他们租了一辆救护车。玛丽-贝特·奥朗斯想回住处取他的绘画作品带回巴黎。她要求救护车返回桑比尼，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取其余的画作。这样一来，来回耽搁了二十四小时。当他们最后到达巴黎时，苏丁的胃已经大面积穿孔。1942年8月7日进行了手术，9日早上六点，苏丁停止了呼吸。送葬的艺术家的人数少得可怜，但其中有毕加索和还没有去集中营的马克斯·雅各布。他被埋葬在了蒙巴那斯墓地。帕森和他的女人们在那里已经等待他十二个年头了。

    塞姆·苏丁坟墓的地皮属于奥朗斯家族。他的墓上没有插犹太教的五角星，而是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虽然不合情理，但绝非独一无二。他墓碑上的题词不仅出生日期被搞错了，连他的名字也被写错了……

    ……于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起初几乎没有引起家人的警惕，直到有一天在公众中发生了一些极端行为，人们才知道他是诗人。

    路易·阿拉贡

    1925年7月的一天上午，文人们再次在丁香园酒馆聚会。这是《新文学》杂志在为天主教的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尔·鲁克斯退居法国西部菲尼斯太尔省的卡马莱而举行的饯行宴会。超现实主义派人士均受到了邀请，因为《新文学》杂志专门为诗人圣-波尔·鲁克斯出版了一期专刊，而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似乎都为该期刊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们认为圣-波尔·鲁克斯是属于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就都原谅了他顽固的宗教观念。安德烈·布勒东给他的题词是“世上的明白人”。二十年后，阿拉贡在他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向这位被他称为“十分了不起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都出席了这一饯行宴席。除了他们之外，参加聚会的人还有雅里演出《于布王》的那个剧院老板吕涅·坡。布勒东谴责他在大战期间曾经被反间谍机构雇用当过反间谍特工。宴会由在主席台就座的拉希尔德女士主持。布勒东后来承认：“主席台（拉希尔德女士）的几句话使我们大家勃然大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在场所有人的神经立即都紧张了起来。不应该把人们的火冒三丈仅仅归结于小文人们出席宴会，而超现实派人士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不久前，法国驻日本大使保尔·克洛代尔阁下向《Comoedia》发表谈话，称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实质是“男子同性恋”，他在文章中同时还回顾了在大战期间他的伟大功绩：他从拉丁美洲购买肉品养活盟军。超现实主义中的好事之徒们利用了这一高尚的集会，对这位大使阁下进行报复。他们散发了大量带有血腥味的血红传单，其内容如下：

    只有一种思想道德是站得住脚的，即一个人不能既是法国驻外大使，同时又是诗人。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公开宣布我们从思想到行动上均同所有法国的东西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