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么有钱的人只有他一个。因此，每当他们一起就餐时，必须选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餐馆。

    他们还有另外一条规则：干事必须兢兢业业。阿拉贡不愿意接受布勒东制订的清规戒律，更愿意同南希·居纳尔手挽手闲逛，人们就看不惯。艾吕雅经常高兴地向周围的人们展示加拉的裸体照片，人们口头上同意看，但总是找种种借口婉言谢绝到场。人们都清楚他喜欢加拉，加拉也爱他，但她也同样地爱着马克斯·恩斯特。而恩斯特爱加拉，但也同样地喜欢艾吕雅。只要别人不妨碍他的利益，艾吕雅并不感到这种三角恋爱有什么不好。但无论如何，在布勒东组织聚会时，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缺席。尤其是出现屡次缺席的现象时，他们这位统帅、整个集会的“教皇”——体魄粗壮、腰板挺直、深色着装（墨绿色）、向后拳曲的头发——他神情威严地、以特有的犀利目光审视着整个会场，清点着到会者和缺席者的人数。发现一个妇女到来时，他站起身来，十分礼貌地亲吻一下她的手。于是，吻手后来就成为超现实主义派的内部规矩。

    他们主要在哪一家酒馆聚会呢？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运动时期，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苏尔斯（Source：意为泉水）”。这里距离布勒东和阿拉贡所在的瓦尔德格拉斯和布勒东生活的“伟人”旅馆都不远。布勒东正是在“苏尔斯”，让他最要好的朋友阿拉贡朗诵了他与苏波合著的《磁场》一书中的两节。（《文学》杂志发表过该书的前三章。）布勒东、查拉和阿拉贡在这里接待要求加入他们运动的申请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例如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让·阿尔普和年轻貌美、总是充满激情的造反派勒内·克勒韦尔。

    塞尔塔酒馆为处于困难关头的阿拉贡提供了挣钱的条件：有一个时期，阿拉贡身无分文，他的朋友菲利普·苏波向在绝望中挣扎的他为《欧洲杂志》约了一篇稿子，因为苏波当时是该杂志的编辑部负责人。而阿拉贡正是在塞尔塔酒馆撰写了这篇文章，此文被收进了阿拉贡的《巴黎的农民》一书。

    在20年代，布勒东搬到喷泉街之后，他所创立运动的总部起初就设在他家中，后来迁移至巴黎十八区克里西大街，直到1929年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画家、作家。1929年至1939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成员。和布努埃尔Louis Bunuel(1900—1983），西班牙电影工作者，是电影界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为止。

    他们二位跨过塞纳河，到左岸之后，超现实主义者们就经常到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市政府酒馆聚会了。从1928年起，曼·雷、阿拉贡和德斯诺斯及其追随者重返蒙巴那斯的古堡酒家，画家们也去。阿尔托和其他许多人仍然是多姆和罗童德的忠实顾客。然而，他们大家都经常集体到位于蒙巴那斯的勃洛梅街，因为那里是塞纳河左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圣地。

    位于沃基拉区的勃洛梅街，有从遍地荒草中挺拔而起的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1922年，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1896—1987），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若昂·米罗Joan Miro（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刻家、陶瓷学家。各自住进这里。米罗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结识了毕卡比亚，通过后者也接触到了法国文化。他们的巧遇促使他于1919年来到巴黎。他在蒙马特尔结识了安德烈·马松，安德烈·马松同样是马克斯·雅各布的朋友。

    马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后遗症。战争结束后，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生活十分拮据。1922年，马克斯·雅各布把他介绍给卡恩维莱。这位德国画商向他提议，签署一项向马松购画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