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3
之最的鸡奸活动的人。在为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全国大会做准备工作期间,布勒东在蒙巴那斯遇见爱伦堡从家里下楼到酒吧去购买香烟。他尾随着他,并赶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而对方未作任何反应。
《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布勒东对不忠者一律严惩,无论是动手或者动口,或者二者同时并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经常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打他个措手不及。例如,当他1929年与西蒙娜·布勒东离婚的时候,他还把别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视为亵渎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测布勒东与皮埃尔·纳维尔翻脸,可能是因为纳维尔的女伴(未来的妻子)丹尼丝·莱维是西蒙娜的表妹。
谁违背了布勒东的意志,布勒东与他断绝关系是必然的。无论同谁断绝关系,布勒东必定会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厮打或咒骂。达达派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派的野蛮粗暴的言行不仅仅对外,他们自己也自食其果。当惩罚或开除组织内的成员时,也每每使用同样野蛮粗暴的手段。(布勒东在1946年发表《再版超现实主义宣言(二)的通告》中,对他本人的“不适当的暴躁”和“过于仓促地作出判断”表示懊悔。)
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磁场》一书两作者之一的苏波同样被无情地抛弃,这是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被无情地从斯大林主义的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先兆。与苏波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都感觉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开除出与之命运相关的超现实主义派之后,苏波一度处于神经质的意志消沉当中。
以下是菲利普·苏波对他被开除经过的叙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苏波被传唤出庭。与审判巴莱斯大会一样,审判由布勒东主持):
我进到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的灯光昏暗。我早已意识到,根据惯例,出席类似审判仪式的人很多,布勒东主持,路易·阿拉贡和马克斯·莫里斯协助。他们指控我的诉状充满敌意,甚至谩骂。我丝毫没有料到过去我一直视为朋友、在他们遇到无论何种困难,我都尽全力帮助的人们竟然会如此对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预先早已精心策划好。这一次他们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为止。组织者们完全没有要听取我辩护的意图,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做法荒唐可笑、荒谬绝伦。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他们指控菲利普·苏波什么呢?没有经常出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组织会议,为一些“资产阶级”杂志工作,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书,以作家的身份从事“乌七八糟的文学活动”,拒绝加入共产党,抽比工人们抽的无产阶级黑色烟卷更加贵族化的英国烟。
阿尔托也同样被开除了,他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行为卑劣,不讲道理;形而上学;“为人卑鄙下流”;他负责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带有“半极端自由主义”、“半神秘主义”[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的色彩,这就有可能将运动引导到与其创始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去。而运动的创始人本来正想依靠该杂志同上述倾向作斗争。
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