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13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13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那么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就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惟一通过院长说受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小轿车一直开到“13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的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日绒布病号衫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衫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着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之中有穿带约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包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疼痛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伙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变得没有血色，他停下来悄声对妻子说：

    “卡芭！在这里我会死的。没有必要。咱们回去吧。”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帕申卡！咱们能回哪儿去呢？……往后怎么办？”

    “也许跟莫斯科方面还能找到l路……”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把盖着一头漂亮的古铜色短发卷而显得更宽的大脑袋整个转向了丈夫：

    “帕申卡！莫斯科方面，这也许还得过两个星期，说不定根本疏通不了。怎么能等呢？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大！”

    妻子紧紧握着他的手，给他壮胆。在社交和公务方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是很有主见的，在家庭事务中他却总是依赖妻子。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