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起就胸有成竹地摸到肿瘤的轮廓，准确地判断出它的部位。本身也有所感觉的肿瘤向他表明们诊的结果是正确的。只有病人能够评定，医生通过手指所了解到的肿瘤是不是那么回事。东佐娃就是那样模过他的肿瘤，无需借助于爱克斯光。

    她把爱克斯光片子放到一边，摘下了眼镜，说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的病历里缺少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料。我们需要准确了解您的原发性肿瘤的性质。”每当东佐娃改用医学语言时，她说话的语调就会加快：长长的句子和一连串的术语总是一口气说出来。“您关于前年动过手术的叙述，以及目前转移的情况，与我们的诊断是相符的。但仍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而这却给我们采取治疗措施带来了困难。眼下，从您的转移部位取样检查是不可能的，这您也明白。”

    “谢天谢地。要取我也不会给的。”

    “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原发病灶标本的玻璃片。您本人能否完全肯定，曾经做过活俭？”

    “是的，肯定做过。”

    “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不把化验结果告诉您？”她话说得很快，完全是实干家作风。有些词汇的意思只能凭猜测才能明白。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不习惯于这种赶时间的谈话了：

    “化验结果？当时我们那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那么惊心动魄，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形势是那么紧张，说真的……根本不好意思去问我的活组织检查结果。”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医生谈话时，喜欢使用他们的术语。

    “您不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医生，他们应当知道，这可不能当成儿戏。”

    “医生们？”

    他看了看她那既没有掩盖。也没有染色的斑白头发，打量着她那颧骨有点儿高的脸上严肃认真的表情。

    生活正是这样：在他面前坐着的就是与他同祖国、同时代的一个好人，他们讲的都是共同的俄罗斯祖国语言，然而他却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一些极为普通的事情。莫非是由于这话说来实在太长。或者是由于把原来的话题打断又实在太早。

    “说起医生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第一个外科大夫，乌克兰人，决定给我做手术，并为我做好了术前的准备工作，可就在手术的前夜被押走了。”

    “您说什么？”

    “能说什么？他被抓走了。”

    “可是我不懂，他事先得到通知的时候，是能够……”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起来，他实在觉得有点好笑。

    “押走之前，谁也不会事先通知一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其不意，把人除掉，就是这个意思。”

    东佐娃皱紧了宽阔额头的双眉。科斯托格洛托夫说出的话使她感到不可思议。

    “可如果他正好有要动手术的病人呢？……”

    “咳！送到那里去的病人，有的病情比我还严重。一个立陶宛人吞下了一只铝勺，食堂里的那种汤勺。”

    “这怎么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为的是离开单人囚室。他当然不知道外科大夫要被押走。”

    “那么……后来呢？您的肿瘤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是啊，简直可以说从早到晚都在长，真的……后来，大约过了5天，从另一个集中营调来一个外科医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就这样……到了新的地方他先观察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才给我做了手术。可是谁也没对我说起过‘恶性肿瘤’、‘转移’之类的话。我也根本不懂。”

    “但是活俭他送去做了没有？”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什么叫活俭。手术后我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