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哪个儿童收容所？”她并不是审问他，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十分忧郁的。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确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亲自送去的，况且从那儿又有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是不是还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后提问，声音听起来可说是温柔的。

    “不是，”鲁萨诺夫流露出同情。“有过那种规定：必须换一个姓。与我毫无关系，是那样规定的。”

    他躺在那儿回想，当初他对叶利昌斯基夫妇甚至可说是有过好感。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冤仇。如果说他不得不告那老头儿的密，纯粹是由于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样做，因为叶利昌斯基碍丘赫年科的事。老头入狱以后，鲁萨诺夫出于真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叶利昌斯卡妞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鲁萨诺夫了。至于后来怎么会弄得他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现在，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儿，连影子也没有（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可就在这时，他的脖子，右侧里面，感到强烈的刺痛。于是，他把头放平，继续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从来没这么疲劳过！浑身酸痛。

    他好像躺在煤矿的一条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发现身旁地上有一架电话，上面洒了一些无烟煤的碎屑。这可使他极为惊讶——这里怎么会有市内的电话机？莫非它真的能与城里挂通？要是这样，就可以打电话叫人给他送点喝的来了。当然，来人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就更好。

    他摘下听筒，可是听到的不是拨号音，而是既爽朗又干脆的声音：

    “是鲁萨诺夫同志吗？”

    “是，我就是，”鲁萨诺夫马上振作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声音来自上面，而不是下边）。

    “请到最高法院来一趟。”

    “最高法院？是！马上就来！好的！”他已准备把听筒搁好，突然想起来了：“对不起，是到哪个最高法院——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对方冷冷地回答。“快点来。’宁是电话挂断了。

    他想起了有关法院人事更动的一切！骂自己不该主动拿起了听筒。马图列维奇不见了……克洛波夫不见了…还有贝利亚也不见了！唉，这世道！

    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来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的，但因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来。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点，又趴倒了，像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牛犊。诚然，他们没给他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说了“快点来”！他终于扶住坑道壁，站了起来。就这样，他迈着虚弱无力的两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终扶着坑道壁。不知为什么脖子右侧又疼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真的要审判我？难道会这么残酷无情：事隔那么多年还要审判我？唉，这次法院的大换班！不会有什么好兆头！

    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对最高司法机关十分尊重，出于无奈，也只得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他是敢于为自己辩护的！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有关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毁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残片送到有关部门去，并提供信息。而摆在侦察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这不是那么回事。侦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事实！而我只不过是履行了普通的公民职责。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净化不可。而要净化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胜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腾，他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