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作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

    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

    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喝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瓮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

    一个矿工小伙子呀，

    被她带呀带回了家……

    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

    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3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像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

    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