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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
杂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惭愧,又是不甘。他到达清江浦后,会见了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便刻意停留了几日。不久,张文祥被凌迟处死的消息传来。郑敦谨勃然变色,声称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长沙去养病,不能回京,只打发两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并代他辞官。

    郑敦谨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师交旨要重重治罪。两名郎中极力劝阻,却丝毫不得要领。追问郑敦谨辞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句话,正是当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招致朝野唾骂之时有感而发的话。

    当日,郑敦谨不计后果,坚持坐船回了长沙。他本是带着雄心壮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来,然而形势始终比人强,尽管他有“铁面无私”的美誉,却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屈服在形势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满腔愤懑地离去。郑敦谨历有名绩,《清史稿》对此评论说:“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复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郑敦谨离开后一度十分恼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马新贻是一个,郑敦谨又是一个,这还像什么话。还是恭亲王奕?代为圆场,慈禧太后这才没有追究郑敦谨的责任。此后,郑敦谨始终不再出仕为官,孤灯衾影中,只剩下绵绵不尽的自惭与叹息,直至最后终老于乡里。

    郑敦谨的两个随员回到北京后,结局也令人困惑。满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乡,“给全俸”颐养余年;汉郎中颜士璋则被外放到兰州做替补知府,不久即回籍赋闲。

    颜士璋回到老家后,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跟随郑敦谨赴江宁审案的全部过程。他的曾孙颜牧皋曾经看过这本日记,说其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刺马案肯定与湘军有关。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孙子郭公铎说:“张文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二话如出一辙——马新贻表面死于流浪汉张文祥之手,其实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对于马新贻被刺的原因,李鸿章曾感叹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指同治七年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一事),或谷山(马新贻字)僻在海滨(马新贻原任闽浙总督),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李文忠公全书》)大概的意思是说,马新贻接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

    而一度被怀疑是刺马案最大主谋的曾国藩则稳坐两江总督宝座,直到两年后死去。两江总督宝座从此长期掌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问津。尽管曾国藩及其继任者最终并未割据分权,但“重地方、轻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国兴起,朝政大权逐渐落入汉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权威极大地被弱化。能令这些汉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并非所谓的盖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间接掌控的庞大的地方军事力量,曾国藩如此,李鸿章也是如此。湘军和淮军的出现确实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统治多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湘军、淮军首脑人物也借此进入了中央要津,开始左右政局,由此开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直到民国初,割据中国的军阀无不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无论马新贻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来历,案发后的审讯调查过程和结局却充分彰显了中央皇权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无可奈何。从始至终,刺马案的本质不过是清朝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集团的较量,而最后还是以朝廷的公开退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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