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quot;共产党罪犯quot;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quot;赤魔quot;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quot;赤魔quot;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旁，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quot;大胆点吧，朋友，我既然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quot;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quot;不能移动quot;，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quot;大叔quot;，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quot;扶住了。quot;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quot;要坚持。quot;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