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quot;软化quot;我的。

    quot;您劝劝他吧，quot;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

    quot;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quot;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quot;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是我的最后请求。

    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quot;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啊，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啊，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他们不允许我们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quot;田园诗情调quot;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quot;逆子quot;；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