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quot;印刷所quot;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quot;富克斯——洛伦兹quot;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使它受到威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增加了，但对于整个党却安全得多。像二月里的那种打击就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就可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工作。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一点不知道。

    洪扎·齐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被捕的。

    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机会造成的。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占领者的全部机构都开动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搜捕。他们也闯进了斯特舍肖维采的住宅，恰好齐卡那天晚上正躲在那里。他的证件齐全，显然是可以逃脱他们注意的。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庭，就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盖世太保对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毫无所知。十八天以后，才在对照片的时候认出了他，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受审。我被传去对质时，在那里同他见了最后一面。我们紧紧握手，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quot;祝你健康，尤拉。quot;

    这就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了。他脸上挨了几下，失去了知觉，没过几小时就死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们的quot;触须quot;的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协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做了些补充修改，洪扎·切尔尼也同意按这个步骤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届中委的最后一个决议了。

    洪扎·切尔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这次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纪律。波科尔尼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常他在被拷问几个小时后（的确是够受的，但他能期待别的什么呢？）供出了他和切尔尼碰头的联络点。这就使洪扎被跟踪上了。几天以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quot;你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