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懂得，而且亲身感受到，世上绝对的东西是没有的，一切事物只有它的相对意义”，因此他们断然“摆脱开绝对理念而去接近现实生活，用他们的现实观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说中发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该年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决裂。屠格涅夫着重描写了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贵族中较为进步和开明的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后者的代表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作者选择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说明，两种势力的较量乃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对抗，“新人”巴扎罗夫用以反叛“先生们”、“老爷们”的虚无主义带有直接反对贵族的性质。两者彼此仇视，仇视表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识层次。

    巴扎罗夫初见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便为他那“妄自尊大、拿腔拿调、绔绔习气”，“目空一切的架势”和贵族仪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几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凌辱基尔萨诺夫：“老古董！”

    “人在农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拿去展览！”而后者“贵族的秉性难于容忍巴扎罗夫的放肆”，骂“这个医生的儿子，不单没有一点儿对长者的敬畏，甚至答话有气无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争辩中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把自己说成是个热爱进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贵族”——“英国贵族”，“贵族给予了英国自由并支持着这种自由”。可是巴扎罗夫不屑一顾：“这种老调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因为在当时，英国之于俄罗斯，相去何止天渊。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自由主义式的爱民观点和改革，关于宪法、议会的美丽词句嗤之以鼻，他自己准备投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他为自己订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务，他要求积极的社会变革：“改造好社会，病根也就清除干净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义者否定一切的历史必要性时，并没有把虚无主义者提高到战胜贵族——“父辈”的高度，即使在写巴扎罗夫和帕维尔·基尔萨诺夫雄辩式的争论时他也没有完全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例如，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反驳巴扎罗夫说，社会之所以取得进步不是由于否定，而是对“文明成果”的肯定，虚无主义者仅仅是为否定而否定，他们好比是生活在没有空气的真空里。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冲突看作是两种社会历史势力的较量，而两者却都陷进了片面性误区；冲突双方只部分地有理，俄国知识分子的两极虽都了解和同情人民和他们的需求，但在两者之上还有某个第三者——俄罗斯人民，最后判断，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暂时还是个“斯芬克斯”——谜。

    超脱于两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严格地、客观地重视争论双方的实际缺陷，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方能做到。我们不能断言屠格涅夫完全属于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但他确实把两派陷入误区的纷争写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反对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父辈有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性局限，但他有对美的敏感，有对待生活中哀乐的细腻感情，能觉察人在没有幸福时的痛苦，他爱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尼古拉·基尔萨诺夫就是一个富有诗感的人，他喜欢“让他悲喜交加的孤独思绪自由翩跹”，他，“老浪漫主义者”，在花园里，在夜晚，当满天星斗闪烁着的时候来点儿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累得走不动了，可他那飘若游丝、穷不见尽的愁思在他心中激荡不散。”至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他生来就不是浪漫主义者，他那铁一样坚冰一样冷的带点儿法国厌世主义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这个帕维尔·基尔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