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普在山里遇上暴风雪。作家描绘了一幅充满幻想并富有象征意义的梦境。当年轻人醒来时，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了爱和善，人不应让死神来主宰自己的思想。这无疑也是作者自己找到的结论。

    书中对竭力争取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两个文人，写得淋漓酣畅，入木三分。一个是具有资产阶级文化的人文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塞塔姆布里尼，他是理性、进步和正义的卫士，为人类幸福抱病进行孜孜不倦的斗争；另一个则是耶稣会会士纳夫塔，他既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忠实信徒，又是军国主义分子和民主制度的反对者。两人一直为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争论不休，最后终于干戈相见。

    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是革命的烧炭党人，曾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进行过流血斗争，而父亲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因此他自幼一直倾向进步与革命。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原则经常处于抗衡状态，这就是权力和正义，暴虐和自由，迷信和智慧”，他又认为：“两种力量究竟何者得胜，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即使不是由鸽子的翅膀挟来，也将由雄鹰的翅膀带来，那时欧洲大陆将出现曙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曙光……一句话，那时将诞生一个世界大同式的共和国。”当然，这位意大利学者所向往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不失为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因此托马斯·曼字里行间对他持同情态度。用托马斯·曼自己的话来说，塞塔姆布里尼“有时甚至是作者的传声筒，但绝不是作者本人”。塞塔姆布里尼是二十世纪初西欧某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蜕化为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抗是抽象的，致力于人类解放的意愿只是一种空想，而他们那些鼓吹阶级调和的论点，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纳夫塔这个屠夫家庭出身的神职人员，却是地地道道恶魔的化身，他竭力鼓吹战争的正义性，主张用恐怖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纳夫塔在一次荒谬的决斗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正是他精神崩溃的表现，也象征着军国主义者决没有好下场。从纳夫塔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以后诞生在欧洲土壤上的法西斯主义的萌芽。显然，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

    关于疗养院里专为病人作精神分析的助理大夫克罗科夫斯基，作者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有声有色。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学说在欧洲大陆兴起，在许多国家里蔚然成风，这在中也作了反映。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两周一次的学术讲演会中，大肆宣扬这种学说，口口声声说“在所有的本能中，性爱是最不稳和最危险的，就其本质来说最易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背信弃义”，又说什么“被禁止、被压抑的情欲……是以疾病的形态重新出现的，疾病的症状，是情欲乔装打扮的活动形态，而所有的疾病都是变相的情欲”。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打动了疗养院里几十个病人的心，大家纷纷上他的门诊室，叫他“分析”自己的潜意识。托马斯·曼在各部小说中，始终善于反映他所处时代的特色与风貌，在中，这点显得尤为突出。

    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是的又一特色。对于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理状态和潜意识，作者写得尤为出色。汉斯上疗养院后的种种感受，他对肖夏太太的恋慕和思念之情，对生与死、灵与肉等问题的思考与内省——在托马斯·曼笔下，主人公内心深处的隐秘活动一层又一层地展开，给读者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托马斯·曼一向以描写场面与景色见长，这在中又一次得到体现。在《瓦尔吉普斯之夜》一节中，作者描述了病人们在狂欢节之夜载歌载舞的场面，写得生动活泼，丝丝入扣，仿佛银幕上一个又一个的镜头在我们眼前映现。在这一节里，作者以其生花妙笔，描写了漫山遍野的雪景，令人仿佛置身于一片银色世界，并与雪地里挣扎的汉斯·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