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下等”俄国人餐桌上方小墙头上挂着的一只摆钟正好敲过两点钟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神秘的震颤心理看到一幅景象：在摆钟正好“一”、“二”敲了两下时，那位妩媚的女病人就慢慢转过头来，同时也微微扭动上身，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坦然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餐桌投来，而且不仅仅是泛泛地朝他餐桌上看——不，她的眼睛是专门瞟向他的，丝毫没有错儿；紧闭着的嘴唇漾起一丝微笑，而那双狭小的眼睛长得跟普里比斯拉夫一模一样，仿佛在说：“怎么样?时间到了。你想走吗?”(只有当眼睛传话时，才会以“你”相称，即使嘴里连“您”也没有称呼过。)这一插曲使汉斯不由心荡神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神志。他先失魂落魄地凝视着肖夏太太的脸，然后抬起眼睛，掠过她的前额和头发望向空际。难道她知道他已约定在两点钟时去检查身体?看来确实这样。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如她没法知道一分钟前他头脑中刚掠过的想法一样——他在想是否有可能叫约阿希姆捎个信给顾问大夫，说自己的感冒已好了些，不必再作检查。经那位女人意味深长微笑了一下以后，他这种想法当然缩了回去，认为这么做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他顿时变得厌倦无聊。过了一秒钟，约阿希姆已把他那卷起的餐巾放在桌上，扬起眉毛向他示意，同时也向桌上的人们欠了欠身子，准备离席。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跨着外表上是坚定的、内心里却是蹒跚的步伐，带着肖夏太太的微笑和目光，随表哥一起离开餐厅。

    从昨天早晨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今天的计划，就是现在，他们走路时还是心照不宣，默默无言。约阿希姆匆匆地上路，因为约定的时间已过，而顾问大夫贝伦斯是坚决要求人们准时的。他们离餐厅沿着底层的走廊前进，走过“行政管理室”，踏着铺有亚麻布地毯的光洁而打过蜡的楼梯，来到地下室。约阿希姆敲正好对着楼梯的那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瓷质的标牌，牌上写有“就诊室由此入内”的字样，以资辨认。

    “进来！”贝伦斯高声应道，第一个字眼说得特别响亮。他身穿白大褂站在就诊室中央，右手握着黑色的听筒，这时他正用听筒拍拍大腿。

    “及时，及时，”他一面说，一面抬起那双鼓起的眼睛向挂钟望了一下。“Un poco più presto， signori!意大利文：稍稍快一些，先生们！我们不是专为你们这两位贵人服务的。”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双用写字台旁，前面是一扇窗子。他身穿一件亮光光的黑衬衫，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握钢笔，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前面摆着一大堆文件，很像是病情记录。他以助理人员的身份，用懒洋洋的神情朝进来的一对青年人瞧了一下。

    “哎，把病历卡交上来!”顾问大夫听完了约阿希姆的道歉后就答上一句，把他手上标有体温曲线的卡片接过来，细细察看。这时病人急急卸去上身的衣着，把脱下的衣服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谁也不理会。他东张西望地站了一会，然后坐在一把老式的安乐椅上。这把椅子安置在一张放有玻璃水瓶的小桌旁，椅子的扶手饰有流苏。墙边有几口书橱，尽是一些书脊厚厚的医书和卷册。室内除了一把高低可调节的、铺有一块白油布的长沙发椅外，别无其他家具。长沙发椅的头枕上有一条纸餐巾。

    “点七，点九，点八，”贝伦斯一面翻阅一周的病历卡，一面嘀咕起来。在这份卡片里，约阿希姆把一天五次的体温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您的身体依旧一闪一闪地在发微光呢，亲爱的齐姆森。咱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您最近已变得结实些了。(他说“最近”，是指过去的四星期。)毒性还没有退呢，毒性还没有退，”他说。“这个，一朝一夕当然是办不到的。咱们又不能玩弄魔法。”约阿希姆点点头，耸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