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罗冰川的迷路惊魂或是在科尔飞受哈吉照顾的日子中回过神，一抬头，总会发现玛琳娜的眼睛熠熠发亮。终于，在摩顿森讲了两个月的故事后，玛琳娜结束了他的煎熬，主动开口约他出去。

    从巴基斯坦回来，摩顿森就过着苦行僧般的节俭生活。大多时候他的早餐都是到麦克阿瑟大道上一家柬埔寨人开的甜甜圈快餐店，点一份九十九美分的特餐、一杯咖啡和一块煎饼。早餐后他通常会一直撑到晚上，直到上班前才去市中心的墨西哥餐馆吃份三美元的卷饼充饥。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摩顿森开车载玛琳娜到苏沙利多的一家水上海鲜餐厅，咬牙点了一瓶昂贵的白酒。他忘情地投入玛琳娜的生活，奋不顾身地栽了进去。玛琳娜在前次婚姻中生有两个女儿，五岁的布莱姬和三岁的戴娜。摩顿森很快就爱上了这两个孩子，就像爱她们的母亲一样。

    两个女孩待在她们父亲家时，他会和玛琳娜开车到优胜美地，睡在“青春传奇”里，然后整个周末都在攀登大教堂岩之类的岩峰。孩子们在家时，摩顿森就会带她们去柏克莱山的印第安巨岩，欣赏令人窒息的自然之美，并且教她们基本的攀岩技巧。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了家庭，”摩顿森说，“我发现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如果盖学校募款的事情能更顺利，我会更加满足快乐。”

    洁琳·摩顿森一直待在位于威斯康辛雷河市的新家中，获得博士学位后，她被聘为西城小学的校长。她邀请儿子前来，为学校的六百个孩子做一场幻灯片介绍。

    “我费尽心力解释，才能让成年人明白我为什么要帮助巴基斯坦的学生，”摩顿森说，“但是孩子们马上就懂了。看到照片时，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巴基斯坦的孩子竟然坐在户外刺骨的寒风中，没有老师教，却努力学习。他们马上决定做点什么。”

    回到柏克莱后一个月，摩顿森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学生们自动发起了“捐一分钱给巴基斯坦”的活动，成堆的一分钱硬币装满了两个四十加仑的垃圾桶。他们总共募集了六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枚硬币。将母亲寄来的六百二十三美元四十五美分支票存进银行时，摩顿森觉得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他。“孩子们迈出了帮助建校的第一步，”摩顿森说，“他们用的是社会认为最没价值的‘一分钱’。但在巴基斯坦，这些‘星星之火’却可以燎原。”

    其他方面的进展则相当缓慢。寄出第一批五百八十封信后六个月，他终于收到了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回信。汤姆·布洛考和摩顿森一样是南达科他大学的毕业生，两人都参加过学校橄榄球队，甚至师从过同一位教练。布洛考寄了一张一百美金的支票，以及一张祝他好运的短笺。然而接下来陆续从各大基金会寄来的回函，粉碎了摩顿森的希望：他寄出的十六份赞助申请计划书全被拒绝了。

    摩顿森把布洛考的信拿给汤姆·佛汉医生看，承认自己的募款成果很不好。佛汉长期在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工作，他说服摩顿森试试向这个组织寻求帮助。佛汉写了篇短文报道摩顿森攀登乔戈里峰的经历，还有他为科尔飞的孩子盖学校所做的努力，这篇短文被刊登在基金会的全国新闻通讯刊物上，在文章里，他向基金会的会员们——美国登山界的精英——描述了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对尼泊尔的捐赠。

    1954年，希拉里爵士与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完成世界首度攀登珠峰的壮举后，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比攀登珠峰还要困难的任务——为贫困的夏尔巴社区兴建学校，以报答他的高山协作伙伴在这趟壮举中的贡献。

    希拉里爵士在1964年的著作《云端上的校舍》中，谈到了他在尼泊尔的人道主义工作，并以远见卓识提醒读者，世界上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区——库布和科尔飞这样的地方——需要他们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