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之间最具敌意的一个时刻，他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不，你误解了我。我说的只是目前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说的是我正在调查的这件事，我想要找出真相，不得不动用强制性手段。首先，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

    痛就是真相；所有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这就是我从与乔尔上校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人的尖尖手指甲、淡紫色手绢和穿在软鞋里的纤长的脚，使我一直想像着他在首都时的情景，他一准是那样，在剧场的幕间休息时，总是站在过道上对着同伴不耐烦地叽叽咕咕。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干吗非得要离他远远的？我和他一起吃、一起喝，我带他看风景，在他每一次写工作报告时给他当助手，我干的还不止这些。帝国并不要求效力于它的成员须互敬互爱，它只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

    下面这份给我的报告，以我一个地方治安官的眼光来看实在过于简短。

    “在审讯过程中，囚犯的供词显然漏洞百出。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被揭穿后，囚犯变得狂怒起来并且攻击进行案件调查的长官。接着发生扭打的过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为把这事情结束掉，根据法律条款，我唤来卫兵，要他作一个陈述。他叙述了一遍，我记下了他的话：“囚犯一下子失控了，攻击来作调查的长官。我被叫进去帮忙制住他。我进去时，厮打已经结束。那个囚犯失去了知觉，鼻孔里在流血。”我在他的证词上指了一下须签署自己名字的地方。他恭敬地朝我这里接过了钢笔。

    “是那个长官要你这样跟我说的吧？”我柔声问他。

    “是的，长官。”

    “那个囚犯的手是被绑着的吗？”

    “是的，长官，我是说，没有，长官。”

    我打发走了他，填写丧葬许可证。

    然而，在上床睡觉前，我提着一盏灯，穿过广场，绕过后面的街道走到谷仓那里。那小屋门口是一个新的卫兵，也是个农家子弟，裹着毯子正在睡觉。我走近时，蟋蟀停止了歌唱。可是拉开门闩的声音却没有把卫兵惊醒。我进入小屋把灯举高，我意识到自己擅自进入了一个存有国家机密的神圣或不神圣的地方（神圣不神圣又有什么分别）。

    那个男孩睡在角落里一张铺着麦秸的床上，还活着。看上去是在睡觉，但从那紧张的身姿看来他并没睡着。他的两手被绑在胸前。另一个角落里是一长条白布裹着的东西。

    我唤醒卫兵：“谁让你把尸体放在那儿的？谁把它缝上的？”

    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愤怒。“是和另一个大人一起来的那个人，长官。我在值班的时候，他就在这儿。我听见他告诉那男孩说，‘和你爷爷睡在一起，让他的身子暖和一点。’他还假装要把那个男孩也缝进裹尸布里，用和他爷爷一样的裹尸布，但他后来没这样做。”

    那男孩还是僵硬地躺在那里，眼睛紧紧地闭住。我们把尸体抬了出去。在院子里，就着卫兵举着的灯光，我找到裹尸布缝口的针脚，拿刀尖挑了开来，把那层布从老人头部那儿卷了下来。

    他的灰色胡须上粘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拉上吧。”我吩咐说。卫兵把打开的袋子扎了起来。但又散开了。“他们说他是头撞到墙上了，你怎么看？”他谨慎地看着我。“去拿些细绳来扎上。”

    我把灯举到男孩头上照着他。他没有动，但是当我弯腰用手触摸他的脸颊时，他退缩了，开始发抖，整个身子哆嗦得上下起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