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的离我而去。这场面让人想到的是我们把造物的奇迹像昆虫一样在脚下践踏，就像碾死甲虫、蠕虫、蟑螂和蚊子一样。

    我把手指从眼前拿开，灰蒙蒙的世界重新呈现在流淌的泪水中。此刻我深怀谢悃，因为我已不感到痛了。当两个人一边一个挟着我的胳膊拖着我穿过叽叽喳喳的人群走向囚室时，我甚至微笑起来。

    这微笑、这欣悦，给他们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恼怒。我知道他们以这般草率的手法对付我是适得其反。因为我不是演说家，不擅雄辩，如果他们让我说下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把一个人脚打瘸是否要比决斗中杀死一个人更糟糕呢？当一个姑娘被怂恿去鞭笞一个人是否也是对每个人的羞辱？这种暴行对纯洁的心灵不是一种污染吗？他们不让我说出口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语言去唤醒暴民几乎是不可能的。说到底我除了想劝诫人们用文明的举止去对待被俘的敌人还能做什么？除了反对用那种“新思维”去戕害那些跪着的人（迷惘和耻辱已在他们自己的眼中）还能反对什么？我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那些袒身裸背的野蛮人呼唤正义吗？正义：这个词一旦脱口而出那么其终结将在何端？大声喊出“不”更容易些；引颈受戮和做烈士更容易些；设法劝阻暴行比为野蛮人而捍卫正义更容易些。然而，这里边的是是非非理得出什么结果呢？难道我们会放下武器，向那些被我们掠夺了土地的人们打开城门吗？这个遭受暴殴遭受监禁的老行政长官——法律规则的捍卫者——以自己的方式跟国家作对的人，并非没有困惑，并非没有痛苦。

    我的鼻梁打断了，脸颊上皮开肉绽。左眼肿得睁不开。

    麻痹缓解了疼痛却又成了一两分钟来一次的要命的痉挛，弄得我没法躺下来，只好手捧着脸颊在房间里拖着脚步走，像一条狗似的哀号着。两次痉挛的间歇中，我做着深呼吸，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丢脸地哭出声儿。我好像听到广场上暴民们潮起潮落的喧嚣，但没法肯定那喧嚣的声浪是不是在撞击我的耳膜。

    他们照常给我送来了晚饭，但我吃不下。我简直一刻都不能安宁，我必须不停地来回走动才能控制住自己不尖叫不撕自己的衣服和抓挠自己的皮肉（这是人在忍耐力达到极限时做出来的事）。我流下了眼泪，皮肉绽裂之处就像被撕扯被噬咬般地痛。我一遍遍地哼着关于骑手和刺柏的老歌，竭力回忆着某些甚至一点意义也没有的词句。一、二、三、四……我数数。我告诉自己如果坚持到晚上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捱到第二天清早，我被折磨得头晕目眩脚步趔趄，终于忍不住像孩子似的抽泣起来，我坐在墙边哭泣着，眼泪直淌下来。被一阵阵有规律的痛楚牵动着，我哭了又哭。在这种状态下，突如其来的睡眠猝然击中了我，竟歪倒在墙角迷糊过去了，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一方惨淡的日光中。虽说还有一阵阵抽搐的痛感，但总算能受得住了，说真的，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也许很快我就会习惯这种阵痛。

    我静静地靠墙躺着，把疼痛的手掌拳在腋下，又沉入了睡眠，融入一片迷乱朦胧的影像中，我走进这里一门心思地要寻找什么，拨开眼前乱叶飘飞浮云翻动的景象，原来那是一个姑娘。她背朝我跪着，面对一座她用雪或是用沙筑起的城堡。她身着深蓝色长袍。我走过去，看见她正在城堡里掏弄着什么。

    她意识到我过来便转过身。我弄错了，原来那不是城堡而是她用泥土搭起的一个灶头。青烟从炉灶后边袅袅升起。她伸手给我一样什么东西，一块说不上什么形状的玩意儿，看上去朦朦胧胧的，我晃晃脑袋，还是没看清。

    她戴着一顶绣着金线的圆帽。头发编成辫子沉甸甸地拖在肩上：辫子里织入了金线。“你为什么穿上最好的衣服？”我其实是想说：“我从来没有见你这么漂亮。”她朝我微笑：多美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