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的主人公都是些思想家式的人物：具有伟大而尚未解决的思想的小人物。那么，在中，库切创造了思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具有开放的、鲜活的他人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拥有完全独立的声音，发出价值十足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的，那么是复调的复调。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以及那些有着特殊意味的场景经过库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调，呈现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折射出丰富的寓意。

    1971年，库切回到南非，后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其间，他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库切是喜欢实验的，也许在研究中，遗世独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引起了他的共鸣，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小说，当然用的是他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来表达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敬意。在对人的命题的探险历程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中，库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行与对话者。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革命的俄国生活有着异形同构的特质。所以，库切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1984年，库切的儿子死于意外事故，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继子巴维尔无止境的追寻与悼念，也许也寄托着库切内心的情感。这种父与子的二元话语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满现实和隐喻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库切最为放任情感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