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贝碧冷静地描述她和这对漂亮爱笑的姐妹一起上学的场面：“我们三人一起上辅导课。我记得，有一天停电了，我们点上一盏酒精灯，继续学习。我把灯移了移，结果滚烫的玻璃灯罩掉到了老师的膝盖上。我被吓坏了，以为老师肯定会向爸爸告状，那样我又会挨打了。但是，老师压根没这样做，他什么都没说。尽管老师没当回事，但克里希纳和玛尼老是拿这件事取笑我。”就在前面几页，贝碧还会从一件事突然跳到另外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但是，她现在能够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猜测这两姐妹肯定跟她们的父亲提过这事，所以两姐妹的父亲才会建议贝碧的父亲对小孩子不要太严厉。

    贝碧的叙述不带丝毫自我怜悯，轻轻转入自己的叙事中，同意两姐妹父亲的看法：她的童年在母亲离开的那天就已经结束了。“爸爸不许我戴手镯，也不准我和别人说话、和别人玩，甚至不允许我走出家门。我太怕挨打了，所以只有确定爸爸不在，没法逮住我时，才找机会溜出去。当时不过十一二岁，但那时我就常常想，没有谁像我这么苦命了吧？我常想，只有我才知道失去母亲的滋味。有时回忆起妈妈，我会想，要是离开的是爸爸而不是妈妈，也许事情就没那么糟糕了。除了害怕，爸爸还给了我们什么？”

    然而，贝碧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可怕人物。贝碧话语流畅起来，也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天真单纯，在她的叙述中，爸爸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人：脾气暴躁，但很情绪化，有时不乏慈爱，甚至出奇地温柔。

    自书的三分之一处开始，贝碧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脱离主题讨论其他话题，有时活泼俏皮，有时沉思默想，然后像一个成熟的作家一样有条不紊地回到主题上来。从开篇几页到现在，贝碧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