吩咐我沏茶，接着又走进厨房，让我去上茶。我端着茶走了进去，照继母吩咐的做了。继母的哥哥，也就是舅舅，让我坐下。我坐下后，和舅舅一起的那个男人开始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父亲叫什么？你会做针线活儿吗？会做饭吗？会读书写字吗……”我当时紧张得不敢回答，一直在天真地想，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么多问题。我完全不能想象我会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我刚过十二岁，而他已经二十六了！

    吃完饭，喝完茶后，舅舅就带着那个男人走了。

    我出门去玩，一个朋友走过来。她大声嘲笑我。“那么，” 她说，“他们来看你了，不是吗？”我先是迷惑不解，接着便大笑道：“他们来看我又怎么了？结婚是件好事！至少我可以办酒席了。”“你就这么想的？”她也大笑，“你就想着要结婚了，可以办酒席了？”我说：“为什么不这样想呢？你没发现人们在婚宴上吃得有多好吗？”朋友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扑哧一声笑了。她的反应很正常。除了几个人，我不会跟其他人说话，别人也不找我聊天。人们一直觉得我有点怪。

    几天后，那个男人带着另外两个人来了。我当时穿着长外套，正在屋外玩耍。继母把我叫进屋。我正纳闷这些人怎么又来了，我弟弟便指着其中一个人说：“看，他就是我未来的姐夫，我们家的女婿。”我转身问继母：“妈，是真的吗？他们中的一个会成为我们家的女婿？”话音刚落，爸爸、继母和弟弟都笑了。“你怎么总是这么无知，真是个傻子，”父亲激动地大喊，“我不知道你以后会怎么样。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懂事呢？” 我感觉，我让爸爸不开心了。

    我无法忍受爸爸不开心的样子。只要他一不开心，流眼泪，我也会哭。我还记得，有一次，姐姐打了弟弟，爸爸拦住她说： “别打他了，孩子。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了。”说着，他就开始哭，我和姐姐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我想，爸爸在这些人面前说我又傻又疯并没错。他们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怕得舌头都打结了。于是爸爸帮我一个一个回答，但他的回答都很含糊。比如，他们问到我的兄弟姐妹时，爸爸提都没提妈妈离家出走时带走的那个弟弟。

    他们离开后，我想，既然不提我的小弟弟，爸爸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们弟弟在玩耍时额头上留下了伤疤呢？我还在上二年级时，有一天，弟弟坚持要跟着我去上学，妈妈说：“他真想去，你就带他一起去吧。”于是我带他去了。路上，看到一个水龙头，弟弟说想喝水，我们便走过去。可他突然滑了一跤，把脑门摔破了，血哗哗地流。我吓得大哭，为他用头巾包扎好伤口，两个人摇摇晃晃回了家。爸爸不在，妈妈马上把弟弟送到了医院。我没来得及洗手，就冲回了学校。所有人都看到了我沾满血迹的双手。老师知道了，把我送回了家。回家路上，我遇到了爸爸的朋友达南杰·卡库。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肯定在路上遇到妈妈了。达南杰·卡库是个好人，一个陶工，经常帮我们说好话。他家离学校很近，我们经常在休息时跑去那儿，看他父亲摆弄陶轮—运动中的陶轮和他父亲让黏土成型的熟练工艺让我们着迷。我们实在搞不明白，一团泥怎么会眨眼间就变成漂亮的壶。

    客人们还问起了我姐姐。爸爸只是说她结婚了，现在住在夫家。要不是我怕得不敢说话，猜猜我会告诉他们什么？我把朋友多利和图图尔带去参加姐姐的婚礼。我们大吃大喝，直到多利的爷爷来领她和图图尔。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多利的父亲和我父亲是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所以多利的父亲过来，爸爸还请他进屋一起吃糖。姐姐的婚礼上请了个乐队，我姐夫带了近七百个人来迎亲。我们没料到会来这么多人，但事情还算顺利，因为爸爸的单位发退休金，到手的差不多都用来招待客人了，剩下的零零碎碎地花在喝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