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杨定曾出使夏国，见了谅祚，跪拜称臣。谅祚送给他大笔金银、宝剑一支、宝镜一具。杨定答应将沿边熟番归还西夏。杨定回来后，私吞了金银，只把剑和镜献给了朝廷，并且还说谅祚不足虑。

    赵顼信以为真，提拔杨定为知保安军。

    谅祚用计诱杨定，即遣韩道善赍书往请，约定会议。杨定不加考虑，竟冒冒失失地前去赴会，刚到会场，未见谅祚，李崇贵冲着他大喊大叫，说他收了西夏的重金却又违约。

    杨定来不及回答，四周的伏兵已经冲上前，一阵乱刀，将杨定剁成肉泥。

    夏军随即攻陷保安，大肆劫掠。

    保安陷落的警报传到汴梁，赵顼不免有些后悔了。

    正在这时，凤翔知府李师中奏本也到了，他将保安失陷的责任归咎于种谔，由于种谔率先挑起战祸，西夏才予以回击，没有种谔的擅自出兵，就不会有谅祚的计杀杨定，更不会有保安失陷的事情发生。

    朝中大臣开会的时候，都附和李师中的意见，很多人建议杀种谔、放弃绥州。

    2、西夏向宋谢罪

    赵顼并没有采纳诛杀种谔、放弃绥州的建议，而是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州、延州，就近处理西边的战事。

    郭逵用属吏赵卨的建议，向朝廷上了奏折，陈述他的处理意见，大概意思是，西夏杀了宋的军官，应该兴师问罪，现在不但没有征讨西夏，反而还要斩杀种谔、放弃绥州，大宋的国体何在？颜面何存？且嵬名山已经举族来归，如何处置归降的人口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朝廷要保守绥州，借张兵势。在大理河川择地设堡，画地三十里，安置嵬名山归降的人众，这才是上策。

    赵顼收到郭逵的奏折后，召开了几次专题会议，最终还是议而不决。于是下诏调前宰相韩琦判永兴军，管理陕西方面的事务。

    韩琦临行前，说不应该取绥州，当他抵达陕西后，又向朝廷上了一本，称绥州不可以放弃。

    枢密院驳韩琦前后言辞矛盾，下令叫他自己先弄明白了再上本。

    韩琦再次上本，说他以前说绥州不该取，是就理论而言，现在说绥州不可弃，则是就时势而论。现在边境战祸既然已开，后悔、埋怨都没有用，只有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势论势。保存绥州，厉兵秣马，与西夏对峙，令西夏不敢小觑大宋，这样才能够达到易战为和的目的，如果一味地示弱，将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今后的局势将更难收拾。

    朝中的言官们，对于就势论势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关心的似乎是追究种谔的责任。于是，赵顼下诏，将种谔撤职查办，贬谪到随州去了。

    郭逵经过调查，得知谅祚诱杀杨定是李崇贵、韩道善主谋，便给谅祚发了一道檄文，向他索要李崇贵、韩道善。凑巧此时谅祚生病，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了。这就是赵宋皇帝命韩琦判永兴军。韩琦可是一个狠角色，当年同范仲淹镇守边关，将宋的边关守得如同铁桶一般，令他的老子元昊吃尽了苦头。虽然那时候西夏国主不是他，但他对这段历史仍然是记忆犹新。

    谅祚自知与韩琦、郭逵相抗占不到任何便宜，极不情愿地把李崇贵、韩道善抓起来，交给郭逵，算是向宋谢罪。

    时过不久，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秉常命薛宗道为使，赴汴梁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道，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处理的。薛宗道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交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进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进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

    赵顼亲自审讯李、韩二犯，责问他们为何要挑起事端，计杀宋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