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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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见本卷第373页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