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外国使节的进贡都需要宣徽使签押才能入库，权力很大。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曾立下一个规矩：宦官之流，可以让他们参与军事，但不能让他们当执政大臣。显然，授予王继恩宣徽使之职，违背了太祖定下的规矩。

    有人认为授予宣徽使之职不合适，提出了异议。

    赵炅采纳了这个意见，叫大家再拟一拟。赵昌言、苏易简等人说，王继恩平寇有功，不如此，不足以酬劳。

    赵炅认为不准宦官干政，这是祖制，是祖制就得遵守，但王继恩剿贼，功劳的确很大，论功行赏，应该提拔。于是，他对张洎、钱若水说，你们是饱学之儒，想想看，除了宣徽使之外，封个什么官适合。

    张洎是个机敏的人，他揣摩赵炅的意思是想大大地奖赏王继恩，但又不能落下个宦官干政的名声，急中生智，禀道：“臣以为王继恩此行除了战功之外，更在于宣扬了王化，可另立一个宣政使，以酬其劳。”

    宣政使只是一个虚衔，几位宰臣都没有异议。于是，赵炅下诏，降成都府为益州，授王继恩宣政使。

    王继恩攻克成都，又升任宣政使。他本是一个宦官，在宫中所管的下属，只不过几十人而已，尽管活动量很大，但那只是借助在皇上身边的宦官职位颐指气使而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这么大的权力，独当一面指挥千军万马，突然有了这一份荣耀，便小人得志起来。攻克成都之后，王继恩便不思进取，每日或饮酒、或博戏、或出游，前呼后拥，鼓乐齐奏，美女娈童，左执捕局，右执棋枰，手下仆役骄傲横暴，肆行无忌，掳掠财帛，奸淫妇女，任意而行，他把到四川来是干什么的事情都忘了。

    李顺的旧部张余见官军并没有乘势围剿，便收拾残兵，集聚力量，队伍日渐壮大，较之李顺的声势更为强大，攻城拔寨，偷袭官兵，整个西川又乱成了一锅粥。

    四川的消息传到汴梁，赵炅知道王继恩靠不住，命同知司事张咏，出任益州长官。

    张咏奉诏，日夜兼程赶往益州，召集上官正、宿翰等蜀中将领开会，勉励他们要为朝廷效力，尽快剿灭李顺的余众。出师饯行之时，张咏给军校逐个敬酒，涕泣地说：“你们受国厚恩，此行如能剿灭贼寇，朝廷自有赏赐。如果出师无功，贻误了战机，恐怕就难活着回来；即使侥幸脱身而回，也要按军法从事，决不宽贷。”

    上官正、宿翰带领官兵出发了。

    张咏送走了上官正、宿翰之后，又亲自下乡劝谕人民，叫他们各自安心生产，不要沦为盗贼，并传出话，李顺挟民做贼，我今化贼为民。

    老百姓需要的是安稳的生活，如果不是有人将他们逼上绝路，他们绝对不会铤而走险。因此，张咏的号召得到了百姓的普遍响应。

    张咏经过调查得知，益州城中屯兵三万多人，粮食耗用量大，所存军粮仅够半月之用。四川缺盐，盐价历来就很贵，百姓苦不堪言。但是，四川是著名的粮仓，老百姓的粮食存余倒很充足。于是，张咏便派人去盐产区采购回大批食盐，以盐与民换米，不到一个月，换得大米万余斛。百姓得到了食盐，官府得到了粮食，各得其所，张咏是个聪明人，做了一件皆大欢喜的聪明事。

    张咏又礼贤下士，宽刑狱，轻赋税，逐渐取得百姓认可，益州的局势很快就安定下来。

    淳化五年（994年）的年底，赵炅降诏再改元至道，以次年为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赵炅因蜀乱渐平，向蜀中百姓下了一道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说：

    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臣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永鉴前非，庶无二过。

    蜀中的百姓听说皇帝发罪己诏自责，心里也觉得到一丝安慰，加之张咏到益州任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