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改变了，近日有四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4)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在上述国际国内四个条件之下，避免内战的可能性增加了。最近国民党要周恩来、林伯渠[23]同志到重庆去谈判，我们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们说甚表欢迎。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对北面高双成[24]更要注意联络，对联络参谋更要改善关系。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25]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四军十二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26]，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我们的步骤是派林老先去，打开谈判之门，但具体谈判恐怕要到下半年。

    对宪政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参加宪政运动。在“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恩来、林老都要发表演说，要强调地方自治、民权自由与开放党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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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王明，见本卷第76页注[11]。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对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3]临时中央，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主要领导干部从上海撤离，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同年九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博古负总责。

    [4]五中全会，见本卷第77页注[13]。

    [5]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6]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7]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8]陈独秀（一八七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