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14]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三次反共高潮[15]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四万五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五十万的军队。当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16]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与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17]、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得了经验，渡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个政策还是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卫[18]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四十七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九十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一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五千万，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