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3]洛川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具体的道路。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推动全国的抗战，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4]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5]指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发起至五月下旬结束的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败退，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

    [6]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7]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

    [8]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9]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四川成都人。当时任《大公报》总经理。

    [10]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苏宜兴人，当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1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12]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13]皖南事变，见本卷第50页注[8]。

    [14]山西新军，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旧军，指阎锡山的军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一起进行了坚决反击，重创顽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此后，山西新军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15]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宁县、镇原等县城；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是在一九四O年秋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了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