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2]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3]至六中全会[4]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采取了。

    我们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是否“左”倾了?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5]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因为我们是不合法的，不像苏联，而蒋介石又非罗斯福、丘吉尔[6]。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7]之类。有的人看到三月一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8]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9]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10]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11]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12]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