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39]。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40]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41]，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里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戏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些同志心里怄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42]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43]，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44]，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敝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