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12]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吸收一些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占领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后也还是需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13]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美国在中国搞得这样久，现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实它并不可怕。刘邓等三路大军出兵国民党区域[14]，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这证明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对对中间派的认识模糊不清，对他们的动摇性估计不足。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混淆了这两点。现在，我们在对待中间派的问题上是既须反右又须反“左”。第三，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反对右的倾向，是反对一些干部对消灭封建阶级、驱除党内坏分子的斗争立场动摇，软弱无力。当然也要反对“左”的倾向，内战时期更容易犯“左”的错误。消灭封建阶级的斗争，同对美蒋的斗争一样，要求我们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上要谨慎。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在农村中按户数计算，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这个阵线不能混乱，许多同志对此没有确定的观念。对地主、富农也要有些区别，《土地法大纲》已有规定，农民也会加以区别。对他们，在消灭封建剥削和平分土地问题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处置财产问题上有区别(个别恶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由于当地地主、富农太少就要同中农扯平，这也是不对的。对同中农有关系的事一定要征求中农的同意。在土地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农问题处理好，在城市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处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片面强调工人利益是错误的。在工厂劳资双方可以共同订生产计划，在商店可以共同订营业计划。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错误，延安审干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在国民党区域，民主同盟等团体的反蒋斗争，对我们是有很大作用的，冯玉祥在美国反蒋[15]，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其他爱国分子”，是指开明绅士，例如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16]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关于杀不杀反动分子的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反“左”反右。一个不杀，群众不赞成；不可多杀，也是从群众着想，不是从少数人着想。只要是不积极破坏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杀，把他们当作劳动力保留下来。对于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