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并写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

    [3]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中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4]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苏联“新反对派”首领。一九○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参加一九○五年革命，一九○七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五年组织“新反对派”，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党。一九三六年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他的判决，宣布他在法律、国家和人民面前无罪。

    [5]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十二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6]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7]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自称代表国际路线，发言中根本否认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的错误意见没有能形成会议决议。

    [8]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从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