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你在吗？这是——是关于你父亲的消息，快接电话。”声音中隐隐带着哭泣。

    劳拉往水池里吐了口唾沫，冲向电话。

    “妈妈？”

    母女俩通完电话之后，劳拉急匆匆地冲出家门，一边穿外套，一边按电梯按钮。

    外面，寒冷的空气凝聚成了雪花。她穿过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一路小跑着冲下山。

    她童年时代居住的房子是一座抹着厚厚灰泥的建筑，紧挨着一条街道陡坡的一侧。房前停着一辆警车，沃伦崭新的凯迪拉克则占据着车道。不过这不要紧，反正劳拉也没有车。

    小时候，沃伦总认为自家房子外墙上镶嵌的碎玻璃片是红宝石。他对劳拉说如果她愿意和他一起收集，他会分给她一半的收入。“可是红宝石应该是红色的呀。”劳拉说。“别傻了，”沃伦反驳她，“红宝石有各种颜色，像救生牌薄荷糖一样，这也是它们为什么如此珍贵的原因。”因此劳拉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从墙上抠下那些绿色的玻璃片，手指头都磨破了。她自豪地跟随沃伦来到拐角处的小商店，店主李先生给了他俩两根棒棒糖作为交换，前提是他们不能再从墙上抠碎玻璃了。劳拉认为这次交易很划算，沃伦的情绪却有些低落。回家的路上，劳拉晃着小空桶，吮着棒棒糖，沃伦却显得愤愤不平。几周之后，她发现那根棒棒糖原封未动地放在沃伦的房间里。后来当劳拉领到新的零花钱时，沃伦曾试图说服劳拉花25分硬币买下它。

    在劳拉父母镶着木板的客厅里坐着一名警官，他腰里佩带着手枪，眼睛是灰色的。那些针织靠垫套依旧是老样子。打着皱褶的手编挂毯从椅背上垂下来。这些靠垫套和挂毯是她母亲亲手编织的。椅子后面的木板墙上挂着沉重的大画框，画框和镶板出自她父亲之手。两张油画是从市场上买的，画面上分别是雨中的巴黎和阳光下的马特洪峰。其实说它们画的是火星也无妨，因为她父母从没有去过巴黎和马特洪峰，现在她父亲永远也不可能去了。

    劳拉的母亲几乎没有发现女儿进来。她虽然身体坐在那里，心思却浮游在半空中。沃伦站在旁边，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胖胖的脸上满是愤怒。他身材的臃肿和劳拉的瘦削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沃伦的妻子埃斯特尔正在试图把双胞胎女儿哄进餐厅，以免妨碍大人们交谈，不过她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两个闹哄哄的小女孩长得像镜中的影像一样让人分不出彼此。她们咯咯地笑着，时不时郑重其事地发布声明：“狗不会跳舞但是会学习。”“爸爸很傻。”“苏西的狗会跳舞，她亲口告诉我的。”都是些幼儿园里的故事和不合逻辑的推论。嫂子向劳拉打了声招呼后就钻进另一个房间去了。

    他们为什么把孩子带来？

    灰眼睛的警官站起来，向劳拉伸出一只手，不是要握手，而是递过来一张名片。“布里瑟布瓦警官，”他说，“效力于市交通事故处理科。”

    他的名片上印着“马修·布里瑟布瓦警官，tRU(交通事故处理科)”。劳拉想把那个“印刷错误”圈起来，在后面加上字母“E”(tRUE意为“真正的”)。但那不是一个印刷错误，而是糟糕得多的事情。

    “我处理交通死亡事故，这次调查由我来负责。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不，你不难过，没有交通死亡事故，你就会失业。“谢谢你。”

    “谁他妈的能相信？”沃伦转过头来瞪着妹妹，目光咄咄逼人，“爸爸的汽车出事了。”

    “沃伦，”母亲提醒着，“注意你的用词。”

    “你父亲看起来好像撞上了一块和路面颜色接近的薄冰，”警官说，“不然不可能看不见它。汽车从第50道街口西行时，在奥格登公路桥上掉了下去。那是一个工业区，他当时正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