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曹学程的上本。在这本奏折里，曹学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石星和首辅赵志皋，把两位大臣骂得狗血淋头，要求他们负全责。

    万历皇帝的反应出乎意料，他把曹学程下了狱，禁止继续谈论这件事。

    万历皇帝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第一，李宗诚证词里提供的“秀七条”要求太过荒谬，和“万历三条”之间天渊之别，万历皇帝不知道其中沈惟敬与小西行长搞的猫腻，还以为“万历三条”提出在先，“秀七条”变卦在后，觉得倭寇前后态度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在弄清楚之前，不能定下结论，贸然开战。

    第二，赵志皋是万历面对群臣最好用的一块挡箭牌，这几年来替他挡了不少唾沫星子，万历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意放弃这么好使的一块盾牌，赵志皋几次要告老还乡都没被批准。现在万历自然不会允许别人用日本做文章。

    第三，内藤如安是万历亲自接见的；册封秀吉是万历亲自做的决策。现在如果爆出日本拒绝册封的消息，丢的是大明的面子，抽的是万历的脸。这更是不允许的。

    所以，无论万历心里有多不愿意，他必须要在明面里摆出姿态，维持和谈。

    比万历还痛苦的是石星，他听到“秀七条”以后，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妙，可他已经完全站在了和议的船上，下都下不来了。石星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继续为沈惟敬打包票。

    这时候，一根救命稻草漂到了万历和石星面前。

    在李宗诚跑回来以后，杨方亨很快也写了份报告回奏朝廷。在报告里，杨方亨认为李宗诚是误听谣言，不辩真伪，再加上加藤清正蓄意阻挠——这条是应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要求加上的——以致酿成出逃事件。他在报告里特意强调，据宗义智说，秀吉正在修建迎接明使的馆舍，马上就完工了——注意，杨方亨一直在釜山营中，他的消息来源都是日军将领，这其中真伪难辩。

    可万历和石星已经顾不上分辨真伪。他们以杨方亨的报告为证据，认为所谓“秀七条”是未经查实的谣言，册封应该继续。于是，兵部向万历皇帝建议，另外派遣一名使者与杨方亨汇合，继续执行册封事宜，同时饬令驻朝鲜与辽东的明军做好战备工作。

    可这时候从北京派人已经来不及了，石星索性把沈惟敬就地提拔为副使，杨方亨升为正使。这个举动，表明石星和沈惟敬已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未必俱荣。石星心里已经把沈惟敬这个骂了几十万遍，一旦解套，他肯定第一个不放过这个老骗子。

    北京的命令送到釜山的同时，沈惟敬恰好刚从日本返回。他这几个月在日本到底干了什么，有没有冒充大明使节，秀吉有没有排练好礼仪，谁也不知道。但沈惟敬一回釜山，日军立刻撤走了西生浦、竹岛的守军，说明他与小西行长又有了密议。

    杨方亨此时也有点起急了，想赶紧去日本把这事了结。他不再执着于日本全部撤兵，一看到西生浦、竹岛的守军撤退，便表示尽快启程前往日本。

    沈惟敬把明使这边搞定的同时，小西行长传来好消息，最后一个阻碍他们计划的加藤清正也完蛋了。

    李宗诚的出逃，对日本人来说是个完全没准备的意外事件。但小西脑子太好使了，最擅长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出逃事件一发生，他便意识到这是一个扳倒加藤清正的绝好机会。

    小西行长返回日本以后，通过石田三成向秀吉告了加藤清正一记黑状，罪名有三：一，当着朝鲜人的面对小西行长出言不逊，长他们志气灭自己威风；在跟刘珽的书信来往中自称丰臣清正，属于僭越；御下不力，纵容自己的部属去抢劫明使，以致李宗诚逃跑。

    前两条罪名，属于可大可小的变量，单拿出来都不算大事，但如果跟别的罪名一结合，便会有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