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战告诉他们，从战略上击败大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之所以会再次渡海来到朝鲜，不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敷衍秀吉老爷。

    这也就能解释，日军为何制订了一个只涉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作战计划。他们缺乏进取心，浅尝辄止，在稍微取得优势之后，一遇见明军呈进攻状态的死磕，就迅速撤退——秀吉大人，我们打赢了一场仗给您长脸了，差不多就得了。而大家一致不可言说的潜台词则是：我可不想为了您的脸面，拿自家的家底去和可怕的明军决死。

    对于日军出乎意料地退缩，明、朝联军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此时明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完毕，因此杨镐与麻贵非常谨慎，生怕是日军诱敌深入之计，非但没有追击，反而严令诸部不得轻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十几万大军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撤退，换了谁当将军，都要犯一下嘀咕。

    于是明、朝联军在日军撤退以后，慢慢地整军，慢慢地前进，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谨慎而龟速地试探着前方。整个十月，日军龟缩在沿海不动弹，联军则站得远远的，一脸警惕，战略态势基本恢复到了战前。

    最后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援朝明军最高长官邢玠。经过一个月的试探与侦查，他终于确信日军退回沿海倭城，没耍任何心眼。这时候明军也都集结完毕，粮草辎重什么的也积储得差不多了，有了一战之力。

    在这个时候，大明朝廷的言官们又开始有了议论，说日本人狼狈逃回沿海，胆气已落，邢玠、杨镐、麻贵几个人非但不奋勇杀敌，反而顿兵不前，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这个指控太严重了，就算只是言官胡说八道，也把前线的几位大佬惊出一身汗。

    万历皇帝也有点不耐烦了。在万历二十七年，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越演越烈，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进剿不利被杀，川贵震动。朝廷急于结束在朝鲜的战事，好腾出手来处理播州的事。

    在这些或明或暗的压力之下，邢玠在十一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联军三道进剿，开始反攻。为了鼓舞士气，邢玠亲身入朝，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汉城。他都到了汉城，逼着杨镐和麻贵往前线移动。

    但问题在于当时日军在沿海修了一圈倭城，如同一串珍珠散落在庆尚海滩，有高达十几万人的总兵力驻屯。明军一共只有四万人，加上朝鲜军也不过六万到七万人，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个重点方向进行打击。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选择了一个看似最不可能的目标——蔚山城。

    蔚山城位于庆尚道最东侧、釜山东北方向，汉城在最西侧，两边直线距离是所有倭城最远的。挑这么一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战争理论告诉我们，军事永远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

    蔚山城不是个好选择，可是蔚山城里有一员武将，叫做加藤清正。

    大明最熟悉的日本武将，是小西行长；而朝鲜最熟悉的日本武将，则是加藤清正。他们跟加藤的仇，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李舜臣功劳大不大？就因为沾了加藤清正的事，被一捋到底——加藤清正简直就是朝鲜的一根高压线，谁提跟谁急。

    如果能够一举攻破蔚山城，杀死加藤清正，那将是煊赫的一场大胜。日军甚至会因此而士气丧尽，自动撤退。提前结束战争的诱惑，明军非常有兴趣。于是两边一拍即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谋进攻。

    如果能够一举攻破蔚山城，杀死加藤清正，那将是煊赫的一场大胜。日军甚至会因此而士气丧尽，自动撤退。提前结束战争的诱惑，明军非常有兴趣。于是两边一拍即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谋进攻。

    明军分成三路大军。左路是明军中有名的狙击手、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中路是高策，右路是李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