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敏感，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水的温度超过青蛙可承受的生理极限时，它才感觉不舒适。这时，亿万年生物进化赋予青蛙的逃生本能不见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选择在舒舒服服和浑浑噩噩中被煮熟了。青蛙如此，经济制度又何尝不是这样？这个故事说明了当生产力革命来临时，一个经济体如没有适应效率的机制，就抓不住投资机会，产生不了新兴产业，就像青蛙一样，对表面上缓慢变化的环境不会有所反应，锁定在传统产业上，最后想改革经济体制也来不及了，陷入经济停滞。

    阿尔文·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批评了经济学上的“无误主义者”。他说：“美国经济分析局（用越来越精确的手段来衡量意义越来越小的可变因素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布伦特·莫尔顿告诫我们：‘经济现在仍然一如既往。’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每天的原理转移到深层的原理上时，这种幻觉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正是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原理上，我们发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事实上，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托夫勒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是令人钦佩的，但他不知道动摇财富大厦的根本力量是生产力革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产力革命是不容易察觉的，往往来自现有经济部门之外，超出人们现有的知识领域。例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也没有察觉即将来临的工业时代，直到历史学家发现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出现大幅度跳跃时，才重新“发现了”而不是预言了工业革命，没有在经济天翻地覆的革命过程中领略到康德称谓的伟大之美，不免留下很多遗憾。

    所以说，生产力革命是位来自陌生领域的不速之客，发动的是一场宁静革命，“润物细无声”，它的存在是事后才被发现的。任何经济体都处在生产力革命的永恒威胁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被“煮青蛙”。我借用托克维尔的话形容生产力革命：“谁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却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现象，出于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经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现象。”

    低龄化的产业

    1997年，长期在英荷壳牌石油集团工作的管理学家阿里·德赫斯开创性地对企业寿命作了研究，写出了《长寿公司》一书，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德赫斯发现，公司存在着高死亡率：在欧洲和日本，公司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2.5年；到1983年，由《财富》杂志于1970年评出的500家大公司中有1/3被兼并或分裂成不同的小企业。德赫斯同时观察到，长寿公司同样存在：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公司有30家，包括杜邦、葛兰素、柯达、三井、住友和西门子等，可能是已知历史最长久的瑞典斯托拉(Stora)公司，已经存在了700多年之久。德赫斯认为，企业必须转变为学习型组织，才可能成为长寿公司。

    德赫斯描述了斯托拉公司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个“寿星公司”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过程中，斯托拉公司不断调整变换着主营业务——从铜矿到林业，再到冶铁和水电，最终是纸张、纸浆和化学产品，斯托拉公司一直都在适应着这个永远变化着的世界。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德赫斯宣布斯托拉为世界最长寿公司的第二年，该公司与就与芬兰的EnsoOy合并成立了斯托拉恩索（Stora Enso）公司，实际上宣告了世界最长寿公司的死亡。德赫斯也看好创立于1590年的日本住友公司。住友公司也经历了漫长岁月，在2007年和2009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重组，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中如何生存，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