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出生；同年，熊彼特在奥匈帝国出生。两个经济学大师生于同一时代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悲哀。中国古话说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在20世纪，熊彼特还无法超越凯恩斯的政策影响，但是在21世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焕发出持久的魅力。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以下5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有时集聚，产生经济繁荣，有时稀疏，所以产生经济萧条。与凯恩斯一样，熊彼特一心想阐明一种经济增长的通论，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经济历时变化的理论模型，或者更确切地说，试图回答经济系统如何产生不断变化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最终创新取决于企业家职能。但是，这个解释欠说服力。企业家一直存在，很难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在日本长期停滞中无能为力，为什么企业家在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中风光不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是我在剑桥的一位老师，他一直主张经济学要探讨哲学问题。他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提倡经济行为必须考虑到经济和道德后果。我当时在台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后果是不确定的怎么办？”他当时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会记下你的问题”。后来，我在剑桥经济系为他举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庆祝酒会上碰到这位大师，他还记得我的问题，承认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回答。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所建议的那样，应从其他学科找到理解新经济现象的钥匙。在我2002年出版的《学习经济》一书中，我把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探讨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发起一场“供给革命”。

    希腊哲学家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经济发展的河流也持续变化着。马歇尔在其巨著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英国剑桥学派领军人物琼·罗宾逊夫人认为美国剑桥学派没有抓住凯恩斯《通论》的中心思想，她指出：“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说来，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爱因斯坦原始的广义相对论，通过一个宇宙项，也就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就使经济达到了完美均衡，但事实上经济生活是不均衡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经济可以达到完美的均衡，时间只是分析的技术手段，并没有被赋予真正的内涵。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只能是特例。

    在经济思想的影响力上，具有超越时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熊彼特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说，“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同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