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过高的税率和实际利率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层。可以说，中国人两种心态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强和责任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救亡和图强成为这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隐含在中国人的心中，自信变得严重不足。与印度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国在殖民地期间无意中培育起来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自我认知，184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也因经济发展长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1900年，梁启超在中把这种豪情和悲情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悲情到了最高点，就是殇。国之殇，在经济。正如屈原《九歌·国殇》写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1905年12月8日清晨，时年31岁的陈天华写下近3000字的《绝命辞》之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以死警醒国人，留下了“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悲叹。陈天华的殉国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悲情的典型体现。

    1911年清政府垮台，这本应该是中国新政府重组外债，走出债务危机的好机会。但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赢得外国金融贷款的支持，继续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同时又无力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使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确有较大起色，但没有对中国经济长期宏观失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货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采用了纸币即“法币”。但在财政纪律松弛和没有处理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只有通过继续对外借款维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可信性，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是不可行的，反而会加深债务危机。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发展全面中断。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控制不住财政赤字，对外解决不了病入膏肓的债务危机，最终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从1840年至1948年，与中国问题对症的两副药就是：必须从需求方面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和因其导致的债务危机和必须从供给方面解决因人力资本低下导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陷阱。可惜，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两个根本性经济问题。其结果是，中国经济面对工业革命毫无反应，而且因债务危机病入膏肓，人均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中国是一只睡狮，当它觉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震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