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银行破产论”和“中国经济崩溃论”曾流行一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威胁论”变得很有市场。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在“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同时，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统计虚假论”、“中国能源威胁论”和“中国金融危机源头论”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不可否认，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经济可能是有偏见的，但国际喧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同时，中国又迫切需要经济软实力，掌握国际金融界的中国经济问题话语权。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第三大经济体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4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7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亚洲资深政治家李光耀以远见著称，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中预言：“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目标，它将以一个平等和负责任的伙伴姿态参与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及成为世界重要成员中的一员。如果它不转移教育和经济两大发展中心，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就是中国50年的一个构想——现代化、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

    国外经济学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在未来20年时间里，中国如果没有大的动荡，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对202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会逐渐减速。但减速到多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估计。对中国2029年之后的估计，需要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刻理解。

    最有深度的是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该报告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相竞争，中国的GDP在2020年将大大超过美国。

    对于21世纪的中国崛起，林毅夫早在1998年就认为：“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