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制度可以并存。这种设想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邓小平头脑中很清楚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但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会通过计划等方式来满足现实需要。对他的思想内涵的讨论和充实则留待他人了。

    有些人反对中国向世界扩大开放，反对市场规则在中国发挥作用，其他人则希望开放的步伐更快一些，希望开放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更广泛的区域。最初大多数讨论是私下进行的，后来开始公开。知识分子和诗人也加入了讨论阵营。而在经济特区，数百万人创办了小企业，摆脱了过去几十年来阻碍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当然，政府政策和管制的放松也为人们摆脱束缚创造了条件。

    当时，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的数量有所增加（由于此前外国游客到中国来的很少，所以当时只要有数量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增长），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数量也急剧增长。但是，在美国，关注到中国国内社会变化的只有学术界，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情报机构。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变化的讨论和追踪做得比较好，但是，他们趋向于以“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不好，民主和市场好”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变化。情报机构主要关注的则是中国军队和导弹的数量，并就中国是否会对台湾动武进行预测。

    过去150年当中，中国经历了内战和外敌入侵，邓小平决心要结束这种破坏性的循环，结束中国徘徊于世界核心之外的历史。他重申要坚持改革，决心加快改革步伐，扩大改革范围，增强改革成效，使更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改善。邓小平总在强调，“我们一定不能因噎废食”，必须要继续坚持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愿意接受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并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之前，在发现党内的一些党员因一些讨论中的政策而感到苦恼时，他曾经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邓小平来说，实现中国稳步发展的结果是最重要的，他的目标始终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中国变得更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人民享有物质繁荣带来的愉悦生活。邓小平是有远见的，他明白随着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亚洲邻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如果不能使中国人民看到繁荣的前景，就无法维持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