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城市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新建道路、供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公共交通设施、建筑物、桥梁隧道以及发电站和电网。此后，还要进行包括购物中心、学校和住房等在内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最初，城市化的发展在中国上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了其他沿海地区和内陆城市，例如无锡、成都和重庆。

    国有企业并没有在改革中消失。由四大银行主导的银行系统，以及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公司、固定电话和移动通信公司、大量医疗单位仍然是国有性质。不过，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企业的生产负责，他们在改善企业运营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企业的效益将决定他们所受到的奖惩。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关注的重点放错了位置——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变化要比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更重要。不管短期经济可行性如何，有一些项目确实是需要建设的。例如，连接新城市和港口的道路。在实际的交通需求体现出来之前，这样的道路必须先修好。一条道路的修建可能是一种浪费。然而，数千条道路的修建将使中国拥有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这有利于中国更快地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国内股票市场的创立是中国的又一发展。最初上市的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从股票购买中获益的主要是企业而不是股东。股市是政府向经营不善的企业注资的一种途径，一旦完成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面的交易就很难再引起投资者的兴趣了。当时，中国股市不允许外国资本投资，来自中国香港的投资也不行，因此，股市中缺乏流动资金。一些规模较大的知名国有企业可以在香港上市，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第一次“参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大部分交易都是投机交易，这些产权投资市场在10多年后才成为中国转型与崛起中的重要部分。

    在极为复杂的改革进程中，江泽民和朱镕基悄然作出了一项根本性的决策。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们不仅将邓小平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还使其获得了新的发展。邓小平的工作重点是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是改革国内的生产方式，这从总体上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但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联系还只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江泽民和朱镕基明白一点，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明白一点，那就是下一步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当中。他们打算做的并不只是开放一些地区并允许外国资本和企业参与到中国经济当中，而是要让中国全面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种途径，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驱动者。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邓小平在任时，中国就正式提出了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朱镕基在任时，又将这一进程向前推进了。仅仅改革官僚体制、改变国有企业文化和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够的。朱镕基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进行重组就无法再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并没有直接管理经济，而是采取相应措施推动经济朝着市场经济前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由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决定的，还由中国吸引全球资本的能力和生产出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的能力决定的。

    同时，江泽民和朱镕基也对改革过多过快的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和全世界一起目睹了苏联经济改革的进程。苏联解体让他们感到震惊，后来俄罗斯的状况更让他们担忧。20世纪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