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兴起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美国对中国加入国际组织采取了遏制政策。这种情况直到尼克松访华才有所改变。1972年，尼克松出人意料地访问北京并与毛泽东会晤，这为两国摒弃意识形态纷争，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下了基础。然而，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却始终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后，中国领导人决心加快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将国际贸易谈判向前推进一步。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申请加入某个由西方国家（美国或者欧盟）主导的国际组织时，处于谈判下风，而中国则不同，因为中国不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当朱镕基意识到中国必须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时，中国国有资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并成为中国在国际自由贸易面前不受损失的保护伞。中国仍然对国家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进行严格控制，资本控制措施如同一个大坝将全球资本的巨浪拦截在外了。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同意逐步削减关税，并逐渐向外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但是，朱镕基心中有一个时间表，他没有在加快开放中国市场的时间问题上向西方国家妥协。中国政府的策略很简单：同意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的加入条件，但是在降低国家贸易壁垒的时间问题上，中国坚持用10年的时间逐步放开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由于开放国内市场步伐过快，从而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出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的时间表上的坚持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和企业领导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秩序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拥有更多的社会阶层，经济更加成熟，更有潜力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事实证明，美国人的担心是正确的，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较前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沿海的发展和北方工业地区的落后并存，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

    经过无数次会议和数千小时的讨论后，参加谈判的各国部长和贸易官员就很多问题进行了磋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美国和其他外国保险公司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外国企业可以拥有中国电信公司多大的份额？外国银行在中国可以开展哪些业务，什么时候可以开展这些业务？中国对国内工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的保护究竟要维持在什么限度内？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何处可以合法经营？这些问题一旦达成一致，最后的协议签署工作就留给当时中国总理朱镕基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了。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有100多个成员国，但是美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具有实质上的否决权。当然，其他成员国捆绑在一起也可以对美国的决策起到牵制作用。1999年春天，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华盛顿方面产生了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焦虑。然而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反对选择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为了解决所有的棘手问题，朱镕基于1999年4月抵达华盛顿。这时克林顿被“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搞得十分疲惫，媒体的焦点都集中于此，无暇顾及其他。就连美国出兵科索沃、伊拉克禁飞区上空气氛紧张、将对中美关系未来几十年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朱镕基访美等事件，都无法取代“莱温斯基性丑闻案”占据报纸头条的位置。

    朱镕基在美国展开了一系列的魅力外交攻势，他在公开场合亮相，还接受媒体专访。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朱镕基强调，中国已经无数次对美国所提出的要求让步，尤其是放松了关于外国企业拥有中国公司控股权的限制。他说：为什么中国要作出这些让步？原因是，我们想要维系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前景，以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