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绝非某些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张鸣认为，“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

    据了解，在公务消费制度方面，国外有些经验值得借鉴。在一些发达国家，每年年初，所有花费财政资金的政府部门，都会向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提出预算申请，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汇总后，上报给行政首脑，最后再递交给立法部门批准。财政预算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违反预算，就是违法。预算很细，很明确，比如办公费用，要具体到买复印纸多少，买墨盒多少，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办公费用。只有这样，立法机关才可以审议。如果预算不够要追加，需经立法机关审议。

    “对公务消费腐败应采取‘零容忍’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和减少腐败的发生，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腐的重要经验。”李成言建议，“在此前提下，尽快健全行政绩效考核制度，明确造成浪费的责任主体。加快制定有关相应级别的办公条件标准，严肃查处超标违规建设。另外一点，就是要取消大量存在的预算外收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应强力推进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首先，政府还应坚持精简机构和人员。对行政机关规模的控制，关键在于科学划分和确定行政机关职能的边界，重点解决好机构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尤其是对社会事务的多头管理。其次，推进制约政府财政开支的制度建设，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办公大楼和办公设施的配套、公车使用、会议开支等，都应制订至少是每个省区市相对统一的标准。第三，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对决策失误加以严惩，也能节约财政开支，因为目前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第四，引进绩效管理机制，把开支公布于众，把勤俭节约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一个标准。即通过财政预算来控制地方政府绩效。”

    “应大胆改革公务消费中不合时宜的制度规定，为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建设从内部扫清障碍。”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提出，一方面应当尽快修订预算法，建立一套完备的预算报告制度、预算监控制度以及预算听证制度。我国现行的预算法自1995年施行至今已有13年，对预算的编制、审批、调整、监督等规定过于简单化，缺乏预算听证的相关规定，不能满足公共财政的要求。另一方面应完善人大制度，强化对财政预算的审议和监督。

    杜立元还建议：“加快落实新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公民的质询和建议以及监督提供畅通的渠道，争取公民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