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团，在山道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处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盐运使等等肥缺。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道，声势煊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艳羡。

    谭文焕就是深晓个中三昧的，只是时运不济，谋干差使，几次功败垂成，到紧要关头上，总是为大有力者所夺去。这时默察时局，朝中讲洋务的大为失势，而义和团人多势众，打出去的旗号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作为。他生得晚，每每自叹，未能赶上洪杨之乱，否则，从军功上讨个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员了。如今有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个大好良机，岂可轻轻放过？

    他心里是这样盘算，从来对付大股土匪，不外剿抚两途，准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即无再剿之理，接下来便是招抚。如果及早促成其事，则就抚的义和团便得设局管理，别的不说，只说经手粮饷军装，就有发不完的财。因此，由徐其登的关系，跟李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