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李鸿章调回北洋的上谕一发，天津百姓，奔走相告，无不欣欣然有喜色。所谓“卫嘴子”喜欢夸夸其言，有人说：“李中堂在京里跟洋人谈好了，先停战三个礼拜，从六月二十算起。”

    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于是又有第二个消息，说李鸿章就在六月二十那天接印。可是，直隶总督行辕为炮弹所毁，接印不能没有衙门，因而又有为人津津乐道的一说：“洋人替李中堂在紫竹林预备了公馆，陈设漂亮极了。”为了“证明”洋人礼重李鸿章，还说他进京时，各国公使率领大队在崇文门外迎接。类似消息，不一而足，而且真的有人相信，想逃难的不逃了，已逃在城外的，亦有许多回返旧居了。

    宋庆受命于仓卒之间，一到既要肃清内部，又要拒敌城东，因而对整个天津防务还没有工夫去作通盘的筹划。城外有七八十营兵，而城内完全是空虚的。

    联军先不知城内虚实，等抓住逃出城的义和团，细加盘诘，方知真相。于是日本兵首先决定，占领天津城内。而教民中亦确有汉奸，潜入城内，在六月十七四更时分，悄然登城，城上守卒全无，更鼓不闻，一声暗号，城下另有数十名着洋装的教民，用绳索攀缘上城，遍插洋旗，胡乱开枪，鼓噪狂呼：“洋兵来了，洋兵来了！”

    天津城里的百姓，难得有这么一天，既无义和团的威胁，又有李鸿章回任带来的无穷希望，心怀一宽，魂梦俱适，谁知连黑甜乡这块乐土，都难久留！仓皇出奔，满城大乱，沸腾的人声中，比较容易听得清楚的一句话是：“北门、北门！”

    难民往北门逃，“吃教”的汉奸带着联军从南门进城，占领了位居全城中心的鼓楼，鼓楼东西南北四门，与四面城门，遥遥相对，联军登楼只往人多的北门开枪开炮。死的多，逃的更多，如果有人倒在地上，后面的人，立刻从他身上践踏而过，如果失足倒地，再后来的人，亦复如此，前赴后继，层层叠积，很快地出现了一堆“人垃圾”。

    天津失守的消息到京，立即出现了一个难题，谁去奏闻慈禧太后？

    显然的，该面奏天津失守的人，就是该对天津失守负责的人。谁也不愿意担此责任，更怕面奏此事时，先挨慈禧太后一顿骂，所以成了彼此推诿的僵局。

    首先，庆王表示，总理衙门只办洋务，现在朝廷与各国失和，总理衙门除了打听信息以外，无事可做。可是打听信息，并不管奏报信息，向来军国大政都是军机处执掌，如今有了军务处，更与总理衙门不相干。

    军机处呢，礼王向不管事；王文韶想管而不敢管；刚毅虽然勇于任事，但象这种自找倒霉的事却无兴趣；赵舒翘与启秀的资格浅，能不管正好不管，看来只有荣禄一个人能管此事。

    可是，他有很明白的表示：“我才不管哪！我不能拿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他说：“天津防务薄弱，义和团不足恃，我早就不知道说过多少次？裕寿山不管用，我也曾说过，以早早把他调开为妙。谁知端王不赞成，说阵前不可易将。而况，防守天津的调兵遣将，都是‘军务处’承旨下上谕，现在天津丢了，且不说该谁负责，至少该军务处去跟皇太后、皇上回奏。咱们军机处管不着！”

    “这，”赵舒翘问道：“军机天天跟皇太后、皇上见面，两宫少不得要问起天津的情形。请示中堂，那时候该如何回奏？”

    “据实回奏！”荣禄很快地说：“你只说，天津的防务，都归军务处调度，请皇太后、皇上问端王好了！”

    这话当然会传到载漪耳中。想来想去，躲不过，逃不脱，只有硬着头皮去见慈禧太后。

    “天津失守了！”

    很意外地，慈禧太后听说天津失守，并无惊惶或感到意外的神色，只沉着地问：“怎么失守的？”

    “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