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