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一个是奕劻，他在陛辞时已受命继李鸿章而与俄国公使继续交涉；一个是袁世凯，接事以后，预备接驾，对于京畿的中外情形，必有奏报。特别是袁世凯，慈禧太后的期望更切，因为他在山东力拒拳匪的态度，颇得各国好感，德国公使穆默，甚至表示，希望袁世凯能调为直隶总督，这是庆王到开封以后才谈起的。所以慈禧太后有个想法，如果俄国的态度有欠友好，袁世凯亦会联络各国，合力约束俄国。

    果然，袁世凯不负所望，十一月初一打了个电报到开封，转述他所极力保荐的署理津海关道唐绍仪，会见驻京各国公使的情形，说是“均无困我的语气，且互有意见，不能协以谋我。”而俄约则“利在延宕”，保证“断无战事”。此外又提到董福祥，指他是祸首，“祸国殃民，罪不容于死，未加显戮，无以示天下，请明正典刑，以纾公愤。”这当然是无法处置的一件事，只好“留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