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这一实践的背后是15世纪中期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

    宣德三年（1428年）陕西巡抚张信等言：“陕西西安、凤翔诸府，岁输粮草于宁夏、甘肃洮河、岷州镇卫，道路险阻，运致为艰。民往往赍金帛，就彼市纳。”

    1430年下半年，财赋重地江南行省拖欠租税的问题比较严重，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租税就达800万石。百姓往北京运粮是租用船只，往返需要一年，耽误农事。不仅如此，运粮会有杂耗，百姓每交纳三石粮食，大约要多加一石的损耗。豪富大户不肯加交耗米，就全部摊到了小民身上，小民因为贫困就一逃了之，导致税额愈缺。周忱以工部右侍郎兼江南巡抚的身份，被派往江南总督税粮。

    周忱创造平米法，下令均摊交纳耗米，并将纳粮要用的铁斛定出标准样式交给各县，防止有人用此作弊，一举解决了拖欠问题。同时，周忱发现，民间每年把马草运到两京（北京和南京），劳费难以估算，于是，他就将每束马草折成白银三分，在南京则将所折的银两就地买纳。北京百官都要持帖到南京领取月俸。米贱的时候，俸帖七八石，换得白银一两。周忱又检查出税重的官田和极贫的农户，准许其两税折成金花银交纳，每两抵米四石，解送往北京用来兑换俸禄。这样百姓杂耗很少，而官俸常足。

    明朝赋役折收货币则是由折钞起，当时宝钞是国家的法定货币。周忱改革之时，赋役折征还处于钞、布、绢、银等并列时期，赋役折银在当时只是个别现象。不过，之后白银货币化的进程逐渐加速，并为“一条鞭法”的出现和推广到全国奠定了基础。

    到朱祁镇在位时，用银之禁已经松弛。《明史·食货志》中提及：正统初年，纳税不用金银，“唯坑冶税有金银”。所谓坑冶税就是开采铜矿者要向官府交纳的税种。“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铜）钱”，纸钞被搁置在一边。

    不仅如此，1436年明政府将江南的赋税一概以折银征收，第二年，下令两广、福建将输送南京的税粮折纳白银，有愿纳布绢者亦可。1438年，山西布政司衙门试行农田货币税，将山西各府州县运往大同镇和宣府镇的40多万石税粮改征为税银。税银由百姓统一交纳，政府统一征解，尔后输往边关，由军方就地购买所需的粮食。

    在此前后，已有一些较有资本的商户采用变通的手段这样做了，他们带上棉、布等轻便之物去边区贸易，然后用换来的银钱就近购买米粮，上纳国仓。山西试行几年后，官民一时称便，1443年用银纳税遂成定例：省内中部和南部的常项输边税粮，改征为税银，而只在雁北地区保留旧例，仍实行实物税——上纳本色米麦，输入军仓。

    1465年，户部尚书马昂乘宪宗即位之初，就上书钞法不通，建议将天下户口、食盐等项，铜钱和纸钞各半征收，这个建议也随即得到刚继位两年的宪宗皇帝的批准。同时，政府也承认了事实上的纸钞贬值，放弃了1贯宝钞兑1000文铜钱的官价，下令“每钞一贯，收钱肆文”，尽管这一纸钞价格仍比市场偏高。

    这一政策让铜钱有了后发制人之势，但好景不长，民间对铜钱的猖獗私铸，再次置铜钱于尴尬之地。私铸铜钱的利润可达100%～200%，这足以让人们以身试法。私铸的铜钱成色品相千差万别，搅乱了市场，导致铜钱贬值和物价上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在其《劣币与良币：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480年，北京的物价突然上涨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一方面，这一年河北多个地方，包括顺天、河间、保定、永平等府出现天灾，农产品收成下降，米价随之腾贵。推动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除了天灾外，还有劣币的泛滥。当时，顺天府大兴县民何通上书，指出铜钱的贬值最令小民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