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货、服装、针、线等物品和杂货。

    明政府以每年付出马价银10万两和抚赏鞑靼部银22000两的代价，获得该部每年上贡500匹马和在马市交易14500匹的承诺。此后，俺答汗四代世袭封贡至明末。

    在主和派看来，双方的敌对状态是因为明政府的闭关政策。如果双方能够各取所需，边区安宁足以维持。主战派更多是从雪耻报国的角度来看待与蒙古的关系，而主和派则更多是从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出发。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明史》记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张四维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也是议和派的主要人物。当年司马相如曾为西南夷事奏请汉武帝，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就隆庆议和之事，张居正曾借用这番话，用知己的口吻给王崇古写信说：“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虽然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显然是对议和派的不满。两派的分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斗争错综复杂，随后引发了明朝历史上一场大的政治地震：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内阁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辞职，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家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高（拱）张（居正）内阁继承了王张家族的执政理念，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在与俺答议和通贡的同时，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不仅调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还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

    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市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背后影响和推动这一政策的，其实是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盐业起家的很多商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今临汾市）亢氏、代州的冯忠等，都是依靠官府势力而成为晋商第一代富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