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发生在明中期叶淇变法以后，但之后山西商人更加强化的是“安土重迁”的习俗。

    山西商号早有明文规定，伙计无论职位高低，不准带眷，不准在外娶妻。渐渐地，这种商规定型成为山西人约定俗成的一个传统：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面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入清以后，晋商举族迁移的现象就更少了，这也与山西盐商被徽州盐商超越的时间节点比较吻合。

    明朝万历年间，政府已经为到两淮的山陕商人设立“商籍”，以解决他们的子弟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困难。在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看来，这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在政治上具有优势的表现。尽管此时在两淮的徽州大商人人数已经开始超过山陕商人，但两淮徽商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取得商籍。也是在康熙、乾隆年代，两淮徽州盐商盛极一时，并超越晋商而执盐商之牛耳。就以歙县的盐商而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从此，以两淮盐商为主体的徽商崛起在中国商界，并把在盐业领域的领袖地位捍卫得固若金汤。“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街”，一时成了民间谚语。光彩四射的徽州盐商，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盐业发展史上最具权势的商人，以至于清末民初的陈去病认为，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甚至扬州就是“徽商殖民地也”。

    纲运制对盐业的组织方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让其变成一个只有窄众群体才可以有所作为的行业，而徽商族居的传统，更为适合和匹配纲运制下的盐业组织方式，这让徽州盐商一步步夺得了国内盐商的头把交椅。反过来，纲运制又推动了徽商对宗族的认同及其宗族制度的发展。

    纲法的推行有其进步作用，但行盐成为盐商家族的专利，开启了此后绵延200余年的专商独擅盐利的盐政弊端。由于当时徽商在两淮盐场持有的旧引最多，在纲册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徽商把持两淮盐场的特权便逐渐固定了下来。

    所以，当时一个徽商家族几代人都是总商，或某一代从事总商四五十年，这种现象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江演是江氏家族的第一位总商，任职34年，之后，他的三子江承喻由30总商成为四大总商之一，干了28年。江承喻的儿子江春又继承祖业，成为总商之首，并且一干就是52年。

    盐业总商与江氏家族

    江氏家族所掌握的盐引数占两淮盐引总数的1/10。江演的老家是歙县江村外村，该村居住着在扬州从事盐业生产的商人，刨去江演家所经营的盐引量，其余商人所掌握的盐引数也占到两淮盐引总量的1/10。从江国茂到江春这一代，堂兄弟10人为盐商。江承喻的族兄江承炳、江承丰、江瑞茜都是扬州大盐商。江瑞茜之子江进又为两淮四大总商之下的12总商之一。

    江承瑜去世时，他的儿子江春才18岁，江春的母亲田氏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明末以来，歙县盐商已经形成实力极为雄厚的乡邦集团，控制了淮盐生产、转运和销售的特权。家族的凝聚力和战争力有效保证了结族成纲的组织稳定性和组织效率，而同族之间的相互照应，对盐纲之权的传承意义重大。所以，江夫人继任了其丈夫的总商职位，也在情理之中，家族力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田氏弱肩荷重，并不能支撑这一家业。当时江春正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族亲的帮扶下，他白天抽出部分时间外出应付盐务，晚上苦读，竟也没有耽误盐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为这一时代最为杰出的两淮盐业总商。

    乾隆帝一生6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江春三次入京为太后祝寿，极徽商之盛，而他为国家和社会捐输的银两，也在两淮盐商中居首，多达白银1100多万两。

    徽